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地处秦岭东麓的五峰山下有一个叫北宽坪的地方，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见诸于当时国、共两党各自传递的电文之中，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成立的商洛县民主政府办公驻地——北宽坪唐渠李家小院。北宽坪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房屋的主人李仓升一家五代人，怀揣一个信念，整整六十九个春秋和老房子不离不弃，苦苦的坚守着。

    李仓升先祖于清道光年间由胡广迁入北宽坪唐渠，始祖李武先生初来乍到，以奇妙的文笔在北宽坪一带一鸣惊人。民国二十年代末，李姓人纷纷加入红线会，修炼武功，自保图强，是远近有名的“功夫村”。李仓升一家几代单传，到了父辈时拥有兄弟四个。父亲李林照是家中的老大，生于光绪十八（1892）年，他六岁丧父，十二岁当家，十三岁成婚，靠打铁只身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短短几十年功夫，李家人就将唐渠上下几十亩土地的半数拥为己有，房子大大小小近二十间，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裕户。

    李家小院坐南朝北，是一个典型的四水归堂式小庭院，大门位于前房西侧，院内东南角有一个供人逃逸的小侧门。主房为五间鞍脊房，两边各挎三间厦子，碾磨房、柴草房、晒场房一应俱全。前房三间，是一九四七年上房被国民党烧毁后作为临时住房修建的。院内场地约六十平方米，能安置八张方桌，当时曾由李生念司令员主持，在这里召开过重要党政军联席会议。从一九四六年八月起，在关乎中国革命的这场重大事件中，房主李仓升一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与整个事件紧紧的裹在一起，爱痛相随，悲喜交加，整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演绎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先后调集三十多万兵力，妄图围歼中原部队。中原军区按照中共中央预先批准的行动方案，分三路实施突围，其中北路主力部队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相关部队向西突围，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豫鄂陕第一、二、三分区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给各部队的指示》中，对划分的三个分区作了具体部署。第二分区武装力量由中原军区第三十七团两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一部合编而成。司令员巩德芳，政委刘庚。后又成立了第二地委和专署，刘庚任地委书记，薛兴军任专员。第二分区先后成立了五个县委(工委）和县政府机构。中共商洛县委和商洛县民主政府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第二地委首先在原陕南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商县、洛南边区建立了商洛县，驻地为北宽坪唐渠李家小院。刘丹东任县委书记，刘英才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姚吉乔任副县长。武装组织为二十三支队，支队长魏赤龙，政委刘丹东（兼）。辖区以丹江为界，东至留仙坪老君沟、庾家河，西至麻街野人沟、腰市，北至马河、四皓，方圆二百多里。截止九月上旬，县委、县政府先后建立了板桥、北宽坪、条子沟三个区和潘于、大面河、马河、姚沟、桃管坪、庙沟、老君沟七个乡民主政府。商洛县委、县政府活动至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历时八个月。

    商洛县民主政权的建立，对于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掩护中原部队战略转移、护送途径商县地区去延安的重要干部、保证中央交通线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九四七年春季，中原部队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先后三次对北宽坪地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其中一九四七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这次围剿，“北宽坪一带粮食、牲口、家具、农具损失殆尽，民房被烧毁百分之八十，围歼后又拉到五锋山上的妇女多达三十五人，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二岁。”商洛县民主政府的十八间住房也遭到了毁灭性焚烧，大火整整持续了了七个通宵，房主李仓升一家从此一蹶不振，贫困潦倒，几年之内相继有七位老人含冤离世。

    在北宽坪一带，每个故事的演绎总是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商洛县民主政府副县长姚吉乔。姚吉乔生于清光绪十九（1893）年，父辈兄弟八个，俗称八大股。到了姚吉乔这一代也兄弟六个，是这里远近有名的大家族。民国十八（1929）年，商县地区天灾人祸，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姚吉乔通过只身智取的三杆国民党散兵枪支作为家底，在北宽坪一带插旗招兵，组织民团。到民国二十六（1937）年，民团发展到二百多人，势力范围横跨洛南、商县方圆二十多里，成为商县东乡有名的一支地方武装。

    一九四零年，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领导人、共产党员巩德芳、薛兴军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把姚吉乔作为统战对象，派蔡兴运、田申荣设法与姚吉乔接触。一年多时间，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姚吉乔迅速成为我党的一支重要统战力量。并和巩德芳、薛兴军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曾为我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随着中原部队战略转移进入北宽坪地区，这里迅速成为一块热土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姚吉乔也自然成为这个事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人物。

    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商洛县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县政府领导当时把李家小院作为政府办公地点是经过认真考量决定的。李家小院房屋坐南朝北，地处半山密林之中，北距墹下大路有六、七十米高。南登山顶不足百米，站在山顶，东视北宽坪街一览无余。南与太平河、魏华寨两两相望。西卧五峰山直通山顶。东西两面森林密布，道路陡峭，常人无法接近，具备军事防御优势。李家和姚家几头结亲，小院主人李林照是姚吉乔的老丈人，一生饱经风雨，深明大义。李仓升长期跟随姚吉乔，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在民团中担任重要职务。李家生活殷实富足，吃喝不愁，居住宽敞，是政府机构办公的理想场所。

    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的八个月时间里，商洛县民主政府就设在李家小院。当时政府工作人员办公就安排在大院的前房，这里原来是李仓升两口的居室。前房共有三间，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卧室，中间庭堂为办公室。上房五间，西边一间为李家大儿子李满成夫妇结婚后的新房，东边一间为灶房和李林照老两口的卧室，中间三间大庭为会议室。大院东西两边厦子住着李家其他人。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北宽坪地区实行军事封锁，县政府处于半隐蔽状态。县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经常穿梭于国统区，昼伏夜出，行踪不定。李家人经常半夜起来为大家做饭，准备干粮，有时还帮助县政府放哨带路。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特务深入北宽坪腹地刺探情报，搞政治暗杀活动。游击队内部也曾有人叛变投敌，这些都给李家人的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李家大小十五口就这样和县政府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死共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国民党统治区，商洛县民主政府的建立无疑像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帜，照耀着北宽坪地区的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看到了希望。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和人格魅力也不断影响着周围的群众，李家人身处其中。虽然当时不能全部叫出他们的名字，但从心底里被这些人的行为深深的折服。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国民党集中五个旅十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对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清剿”，北宽坪一带顿时笼罩在战争阴影下，人心惶惶。李林照老人也早有耳闻，出出进进,愁眉不展。县委一个领导知道情况后就主动和老人拉家常，交朋友，推心置腹用身边事例向老人讲述共产党人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求解放的道理。渐渐的使老人心里开了窍，他明白没有国家的太平，就没有个人的安然，一个人只有把个人安危和国家的利益捆在一起，这个世道才有希望。

    还有一次，太阳刚刚落山，一阵脚步声过后，从后门一下进来六、七个人，一位地方领导就安排李家人给大家做饭。这时，李仓升四岁的女儿香莲正在院子里玩耍，大家就围拢过来和小孩搭话，其中一个人让香莲把他们中间的一个大个子男人叫叔叔，这个大个子就问孩子的爸爸年龄多大，当得知香莲的爸爸属鼠时就笑着说：“我们都姓李，我比香莲的爸爸大三岁，应该叫我李伯伯”。大家齐声称好。这时又有一个人让香莲把一个穿粗布大褂的女人叫阿姨，这个人就说“还是按你们这儿的老习惯就把我叫陈妈妈吧”。说着话大家一起走进了屋子。站在一边的李银照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个月后才听人说那几个人都是共产党的大官(李先念、陈少敏、巩德芳等)。

    李林照老人没有忘记，这支部队刚来到唐渠那天，老天爷下着大雨，住在堂弟李仓明家的部队做饭时没有柴火，一个战士就把李家一个柜盖破掉当柴烧。这件事被住在自己家里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陈少敏）知道后，亲自赶到李仓明家，对这名战士进行了严肃处理。第二天，部队离开时，李家屋里没有人,他们就将一部分玉米堆放在李仓明家的石磨上，作为对李家的经济赔偿。

    那时的县政府，主要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办公的文书（姚凤章）、收粮员、警卫员等。虽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但一有空，大家就主动打扫院子、担水、帮李家人照料牲口，和李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一次战斗中，县委书记刘丹东和县长的警卫员“小河南”江洪月壮烈牺牲，消息传到李家，李家大大小小不知悲痛了多长时间，在他们一家人心里，县政府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家中的一员。从此以后，李家人一代接着一代，心里老是装着县政府那些事，一直装了整整六十九年。

    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旬，县政府工作人员陆续撤离。农历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武装对北宽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剿杀，李家小院由雷俊仕、王腾霄亲自现场指挥，所有房屋被付之一炬。当时共烧毁房屋十八间，木材四个多立方，粮食、农具、家具、衣物全部被烧毁，大火整整持续了七个昼夜，李家仅有的一合石磨也被大火烧裂，至今房屋墙壁上还残留着被大火烧焦的痕迹。同日，距离李家不远的张山罗家，由于一家四口没有及时逃离，在用木杆顶门时，无意中从话语间暴漏了李家人的身份，被国民党反动武装听见，当时除一人藏匿在楼上没有被发现外，其余三人全部被杀。这其中包括李仓升的二姐，嫁给罗家的大媳妇李妞妞和她的弟媳及一个不满十二岁的侄子。从此，李家人一败涂地，贫病交加，过上了十分艰难的日子。

    这年春季，由于所有的东西都被大火烧毁，一家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成了大问题。大火过后，李家没有留下一粒好粮食，唯一能吃的只有半袋子被烧焦的玉米，这还是老邻居张生才冒着生命危险趁国民党兵不注意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由于被烧过的粮食，有一股难闻的烟熏味，大人不吭声，孩子哭着不吃，饿的嗷嗷直叫，勉强吃进去的东西，拉出的大便也是黑黑乎乎的。一家人只有默默的流泪。这种日子整整熬了近三个多月才接上新粮。

    李家老小的穿衣更成了问题，一家人还是躲避国民党逃跑时穿的那身衣服，到了盛夏，无法换季，男人只有光着身子，下身穿着棉裤干活。这一年，大半时间都在下雨。一家人没有鞋穿，就光着脚丫子上山砍柴，下地干活，照料着地里的庄稼。被烧毁的十八间房子，只留下了一片残垣断壁，根本无法居住。李家人只好把瓦砾简单的清理了一下，用茅草和树枝搭成临时住房供一家人栖身。没有被褥，就上山割一些茅草回来，晚上靠茅草遮身，御寒取暖。晴天还好一些，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草棚内下小雨。淋湿的土墙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一家人就是这样提心吊胆，艰难度日。就连李仓升的小儿子结婚也是在房坷垃里举行的。由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上无片瓦遮风挡雨，下无寸布隔湿防潮，一家人先后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李仓升也患上了“连疮腿”，最后被“连疮腿”夺取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