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医院创建于1952年，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几代中医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是一所具有400张床位，500多名医护人员，5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大型中医院了。荣获全国示范中医院、三级甲等中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回首往事，翻阅历史，回忆当年建院初期的中医老字号、老中医，感慨万千。

    广和堂，创建淄博市中医院的第一大股东，周村区医界老字号，三代中医世家，自立号至今已有118年的历史，是我区首批命名的“老字号”中唯一一家医界堂号。广和堂第二代传人王福山先生除了靠超群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济世佑民、惠及乡里而享誉鲁中之外，还有那些被尘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许多往事，回想起，来更是让人钦佩和难忘。抗战初期，当地就已出现了对儿童危害极大的“天花”，当时某些大城市已开始适时地为儿童接种牛痘来加以预防。面对无数因天花而恐惧和无助的乡亲们，身为以儿科见长的广和堂掌门人福山先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毅然作出了免费为当地适龄儿童接种“牛痘”的承诺与决定。他每年都要拿出几百大洋托人从上海、济南等地采购疫苗。从入春开始，先生及全家一起出动为儿二里接种牛痘，每逢集日一天下来接种达二、三百人。并从本邑延伸．到周边乡、县，百姓深受裨益。这一举措。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本邑百姓为褒扬广和堂的大仁大义之举，由本镇名士李卿汉先生联名各商号、店铺，特制“功同良相”匾额赠予广和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抗日。先生旗帜鲜明，为示其拥护之意，特向马耀南的抗日队伍捐地七亩（旧时一亩相当于现在三亩）作为抗日酬资。1938年，在马耀南部任机要参谋员的福海先生（福山先生胞弟）接受了一项为部队购买望远镜的任务。此前，已经派人采购过几次，均未能成功。兄弟二人几经周折通过当时的中华照相馆老板韩恒久先生与上海经营照相器材的业务关系秘密购置了1 0架望远镜。为便于转运，先生冒着巨大的风险，将望远镜拆卸后，分别装入贴有“广和堂药品”标签的高筒瓷茶壶中，这样托运到周村后，先生利用当时广和堂因出诊而出城无需证件、昼夜随意出入的特殊待遇，以出诊为由，每日一趟分数次将望远镜送为由，至北门外的周家庄村头，再由福海接应，送往长山马耀南领导的抗日三支队。

    1938年秋，常子龙成立了八路军长（山）桓（台）大队。队伍中有一个十三四岁、聪明机灵名叫荣衍伦的小侦查员（现张店区房镇乡院上村人），他经常以赶集卖鸟为由进出于周村。先生从小就特别喜欢玩养鸟、鱼、花、虫之类，荣衍伦也因此成了广和堂的常客（后来与先生成为一生的挚友），慢慢地先生也知道了荣衍伦的真实身份。荣衍伦利用广和堂人多面杂易遮入耳目的环境，经常把取到的情报，隐蔽包装好后暂藏在广和堂，然后再伺机送出。有时天晚了，他就住在广和堂，广和堂无形中成了长桓大队在周村的交通站。 1939年秋，就在荣衍伦将获得的情报委托给先生藏好离开广和堂后不久，宪兵队闯进了广和堂’，一阵翻箱倒柜，没找到要找的东西，恼羞成怒查封了广和堂，并带走了先生兄弟二人。

    商会得知此事后，便急忙召集士绅、商号，联名前往保释，但未果。某天，在宪兵队中干勤务的周村人李根法透出风来，济南宪兵队的副队长吴方平因公干要来周村（吴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就是由先生给治好的）。大家认为这倒是一个机会，吴到达周村的当天便被请到了商会。寒暄宴罢，吴听明情由后，在收下商会给的大洋一百元走后不久，先生便被放回家来了。这已经是被抓走的第47天了。四个月以后，福海先生也是通过吴并花了大洋被保释回来。   

    1946年9月，周村解放，此时的广和堂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中草药与中成药、散、丹、膏、丸等用量较大，为了满足其包装所需，专门从上海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进口对开印刷机、裁割机等设备，并成立了“广和印刷局”（由福海先生打理）。当时《鲁中日报》（后改名为《大众日报》）为满足印刷急需增加一套新的印刷设备。报社得知周村广和堂新添了一套印刷设备后，报社专门派秘书处耿梅村前来与先生商谈购买其设备之事。先生以大局为重，当场郑重作出了将设备无偿捐献给报社的决定。在移交过程中，报社为了体现“公买公卖”，由商会出面担保立下“文书”（后来专程到广和堂做了兑现，场面轰动一时，文书现存）。后来，这台印刷机随着这段故事永远的被载入了《大众日报》社的历史史册中，那份文书也成了这段故事的珍贵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