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曲飞高兴极了，整天跟在红军后面，有说有笑，又蹦又跳，帮助搞宣传。可是，她一想到刘寡妇那张冰冷阴沉的脸，就不寒而栗，于是拿定主意要当红军。但是，红军嫌曲飞年纪小，任凭曲飞磨破嘴皮子，负责登记报名的红军就是不松口。他总是拿那句话安慰曲飞：“小妹妹，别着急，再过几年保险收你！”时任青钢乡人民政府妇女主任、后来成为董必武夫人的何莲芝了解曲飞身世后，见她机灵活泼，便让她加入乡儿童团并任团长。同年，曲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巴中道革命法庭看守队队长。

    一天，曲飞和一个小伙伴在路口放哨，忽听“嗒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跑在最前面的马背上，是一位30多岁、宽脸庞、高个子的红军指挥官。曲飞习惯地把手一伸：“红军同志，请您把路条拿出来。”听说要看路条，那位高个子红军“嘿嘿”一笑，和气地对他俩说：“哎呀，小鬼！今天走得急了，没来得及到苏维埃开路条。下次补上行不行？”“那哪行？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大个子红军笑着点点头，说：“我们从关线来，到那边去。”他说着还做了个端枪射击的动作。见还是不肯放行，警卫员急了：“这是王副总指挥，要去开紧急会议。”“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曲飞差点叫出声来。王树声以商量的口吻说：“小鬼，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留下一个同志在这里，你们派一个跟我去。要是假的，你们可以把我拖回来。”曲飞这才赞同地点了点头。王树声把她抱上了马背，一路上亲切地向她问这问那，不知不觉就到了前线指挥部。后来，王树声表扬了儿童团，还奖给他们每人一枝铅笔、一个练习本。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曲飞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十分兴奋，成天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前线的胜利。曲飞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和11位红小鬼在乡下搞完宣传，匆匆回到驻地时，红军大部队已不知去向。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急得直跺脚，有的人急得掩面哭泣，还有的人提出来干脆散伙回家。最后，一位年龄大些的姐姐说：“沿着红军的去向追，追到天边，也要追上队伍。”大家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天下午就踏上了寻找红军的征途。

    11位小姐妹日夜兼程，一路西行，去追赶大部队。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沿途讨点剩饭吃，晚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屋檐下、草场上、大树底下，随便找个地方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沉沉地睡过去了。

    从川北找到川西，处境也越来越艰难，红小鬼们在农民家里找不到吃的，就想出了“吃大户”的法子。她们假装愿意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等吃饱喝足之后便瞅准机会逃走。依靠这一“巧计”，她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曲飞和小姐妹们从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等地一路追寻，她们躲过了豺狼、野牛的袭击，摆脱了人贩子的拐骗，战胜了疾病、饥饿等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历时3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在草地边缘追上了队伍。

    “找到啦!找到啦!”两位前去探听消息的红小鬼高兴地大喊着跑回来。当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见到这12位从天而降的红小鬼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感到不可思议。长征途中，曲飞先是担任康克清的警卫员，后来出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连二排排长。

    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当过妇女委员长，做过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金寨籍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

    曲飞与徐其海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大女儿徐莎萍1939年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延安老乡，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派人找回。

    1946年农历十月初八，夫妻俩由延安出发至承德，途经河北兴隆县雾灵山下梨树沟村时生下了四女儿﹙老五﹚，将其送给了梨树沟村农民高德林，取名高连香。1965年9月，曲飞给兴隆县公安局写信，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同年10月的一天，养父高德林带着高连香进京，在西郊民巷27号找到了生母，曲飞张开双臂一把将高连香搂入怀中，泪水滴湿了肩头，口中喃喃不停：“是我家人，是我闺女。”

    1966年盛夏，高连香带着3个月的女儿去北京看“红军姥姥”，当她“极其艰难”地说出不能离开养父、不能离开乡亲时，曲飞虽然心里有恋女之情，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并说:“闺女的心情妈理解，别忘端过的百家碗、吃过的百家饭，不能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啊。”

    为答谢老区乡亲们对女儿的养育之恩，曲飞决心为梨树沟村乡亲们办点事。1972年春，曲飞得知梨树沟村遇上洪水，全村成了孤岛，便将积蓄的6000元钱寄给村里，建起了一座横跨东西的 “军民友谊桥”。

    2004年，曲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走完了83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