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5月起，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成批生产出的50小炮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有了能与日寇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使敌人震惊，认为八路军在太行山建立了现代兵工厂，有了先进的设备和外国专家，因而千方百计地搜索兵工厂，妄图加以摧毁。1941年11月，敌集中5000余名精锐部队，奔袭1所。1所是军工部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工厂，位于山西黎城、辽县（今左权县）、武乡县交界的山谷之中，处根据地腹地。厂北的山崖断壁上有一山洞，叫黄崖洞，故亦称黄崖洞兵工厂。有职工近700人，切削机床20多部，并有蒸汽机和发电机作动力。晚间电灯照明，厂区周围机声隆隆，运输队伍川流不息，一片繁荣景象。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当敌人入侵时，我特务团与敌人展开了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在这一战斗中，我军歼敌千余，兵工厂厂房受损严重，但是工厂人员安全转移，机器设备和物资未遭到严重损失。为了保卫黄崖洞军工厂，欧团长带领战士们浴血奋战阻击日寇八天八夜，在保卫战中那些英勇牺牲、壮烈殉国的先烈们，永远被我们军工战士怀念！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铁厂就是用这种土窑焖火的土方法，生产了20多万发50小炮炮弹及其它炮弹，有力地抗衡了日寇的火力，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4年下半年进一步改进焖火冶炼工艺，增加了焖火检测手段，提高了炮弹的质量和产量。太行山上建立起来的这批兵工厂，在以后解放战争的华北、华东战场决战中，提供了425万多发炮弹，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攻击火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为加强我军的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总部又要求我们生产步兵炮。当时我们的技术能力不够，从设计、工装准备到试制投产，至少要经过半年以上时间。特别是原材料及设备等方面都有很大困难。但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积极与炮兵合作，请总部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到兵工厂来做技术指导。赵章成在火炮性能方面的造诣较深，使用火炮的经验很丰富。根据他对火炮的建议，我们组织技术人员首先在苏公、明水两个兵工厂对82迫击炮进行研制。我们在炮尾部增加了1节400毫米长的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地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使82迫击炮达到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步兵炮的功能，在对日反击作战中，发挥了极好的作用。迫击炮的革新起到了步兵炮的作用，相当于部队增加了新的炮火，还不增加战斗人员，受到部队的夸赞。

    （在刘鼎的手稿中，我们看见刘鼎仔细记录赵章成对改进火炮的意见有30条之多。）

    六、开展火药、炸药的创造性研制   

    火炸药是兵工生产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发展标志着兵器科学技术的水平。黑色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民间，与爆竹手工业相结合的制造技术较为普及。抗日战争时期也大量使用黑火药，制黑火药需要火硝和硫磺，制酸也同样需要这两种化学原料。我们在华北根据地设有硝磺局，管理硝磺生产。磺的用量比较小，周围就有矿源，即便从市场采购也比较容易。而硝的货源却很困难，全靠广大农民挖墙脚、刮地皮、从泥土中熬制提取。根据地内不少群众的房屋因长久挖墙脚土而倒塌。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全力以赴支持我军兵工事业，这样才有成十万、成百万斤的火硝生产出来。

    抗战初期，我们装填手榴弹、地雷的炸药，都是黑火药，用不同配比、形状的黑色火药，既当发射药，又当炸药。因而弹丸杀伤力很低，有的手榴弹甚至只炸成两半或几片。1940年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我军的军备供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号召我们尽一切可能发展工兵炸药。朱总司令和彭副司令也要求我们广泛收集人才，研究生产火药、炸药，要做到弹药自给。彭副总司令指示军工部尽快制造无烟火药，首先把枪弹发射药搞出来，做到复装枪弹火药自给。

    枪弹发射药是无烟火药的一种，我虽在苏联学过军事爆破技术，但是对制造无烟火药仅从书本上了解一点知识，没有具体实践。经查阅职工档案，发现军工部有几位懂得制造无烟火药的同志，其中有在高等技术学校化学系毕业的王锡嘏，有曾在太原、重庆火药厂工作多年的王化南、白英等人。通过向他们学习，共同研究，确定从试制硫酸入手。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生产装置复杂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太行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我们的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在晋察冀根据地制造火药技术的启发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口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对陶缸加工，凿孔还比较容易，困难在缸与缸之间的密切结合。漏气是个大问题，即危害工人的健康，酸的成效又很低。经过若干次试验，创制了耐酸粉粒，又选用适合的液体来调成腻子，堵塞漏隙。这种腻子使用方便，经久耐用。硫酸日产量日渐上升，不久即达到日产几百至上千斤，1941年11月获得成功。硫酸研制成功后，我们立即在黎城县南委泉百步蛟村建立了化学厂。

    硫酸浓缩也采用新办法：把若干个大磁盘组成的梯形锅由低到高排成一套浓缩设备，在最下面加热，加热后的稀硫酸从最高一排慢慢流下，流行整套设备，边流边蒸发，在最后一排流出来的就成浓硫酸。制酸的整个过程都在露天进行，很远就看见蒸馏塔雾气腾腾，酸味刺鼻，当时劳动条件很差，只有简单的口罩防护，工人的牙齿被腐蚀，衣服被烧坏，有时不得不赤身进行工作。但是，为了前线的胜利，军工战士们为了生产火药、炸药，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忍受艰难和痛苦，坚持昼夜生产，有的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浓硫酸试制成功，每日可产60公斤左右。我们有了浓硫酸以后，有了火硝，硝酸就顺利制造出来了。有了硝酸，雷汞、无烟火药、硝化甘油、迫击炮用的双基药等也都可以制造了。我们积极创造条件，抓紧研制，生产出酒精、乙醚、脱脂棉、硝化棉、枪炮发火药、烈性炸药等产品。

    在能批量生产出硫酸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无烟药的研制。我们的化学厂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以棉花和硫酸硝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当烘干机，擀面杖当碾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终于在1942年9月成功的研制出首批硝化棉枪弹无烟药，装入枪弹试射成功。从此，解决了太行山区兵工厂枪弹、炮弹发射药的自给问题。

    在发射药投入批量生产的同时，我们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我们同时从两方面研制烈性炸药，一方面在涉县赵色镇白滩寺的利华肥皂厂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友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混酸的瓷盆，将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规定度数之内。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预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世界著名火药专家诺贝尔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生产硝化甘油的工厂没被炸毁过的。”而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这套生产程序、安全可靠，大量生产。按照这个生产程序，从未出过大的破坏性爆炸事故。这说明，我们的土办法虽土，却很实用。有了硝化甘油，就给太行生产烈性硝铵炸药奠定了基础。我们迫击炮药包用的双基无烟药很快研制成功投入生产。为了压制双基无烟药片，我们研制出压片机。用这种自制的压片机压制出来的双基无烟药片很理想，大量供应炮弹厂装配。   

    另一方面，我们军工部从敌占区大量购进日本倾销来的肥田粉（硫酸铵）。硫酸铵本来是一种肥效较高的化肥。市场上向来有以硝铵为主的混合炸药出售，给矿山爆破使用。这种炸药防潮性能不好，一般不做军用。我们根据长期制造黑火药处理防潮的经验，配置新方，制成混合硝铵炸药，特别是后来有了硝化甘油，按弹药的不同性能要求，配置各种型号的混合硝铵炸药，性能可靠，威力很大，深受部队欢迎。大量的硝酸铵从哪里来？从敌占区购买，通过商人以购买化肥名义给我们买进来。根据地的军民也通过这个渠道大量购买。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推销的化肥，到我们手里变成了硫酸铵，我们将肥田粉与火硝反应双分解，制成硝酸铵，再按照配比的物质按比例混合均匀，变成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硝铵炸药，在战场上又“回敬”给日寇，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总部军事工业从此结束了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1944年夏季，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派人协助下，设计制造出了生产无烟火药的成套设备，并在太行山上兴建了有500多人的化学厂，使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产量得到大步提高。这里我要提到白英同志，在1942年10月他利用蜂蜜的土办法，已经研制成功黄色炸药，经过实验计算，炸药的威力与TNT之比为5: 3，超过了TNT。可惜由于原料的稀缺未能用此法进行批量生产。到1948年，太行山上己有2个化学厂，职工2000多人，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强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在大量生产炸药的同时，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支援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医疗和生活需要。

    这里附带说一句，甘油本是生产肥皂的副产品，可是由于我们大量制造甘油，肥皂反而成了甘油的副产品。根据地的肥皂用不完，大量销售到敌占区，扩大了贸易，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此外，雷汞、雷管等这类点火元件，兵工厂从江西苏区时起就自己生产，保证供应，满足弹药生产的需要。

    七、积极推广群众性地雷爆破运动

    地雷，是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用以阻击杀伤敌人的重要武器。柳沟铁厂一直在制造地雷。1940年，我们加强了地雷的研制工作，根据不同的战术要求，考虑埋设位置、触发装置、引爆时间、配合的引信及雷管的不同，和工人师傅石成玉、技术人员一起，研制出技术性较强的滚雷，专炸日寇军车的延时起爆地雷，跳雷，飞雷，吊雷，连环雷等各种地雷。随着抗日游击战争规模的扩大，一个工厂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和要“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精神，我参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闽浙赣地区由地方政府设立地雷部和组织地雷生产的经验，向彭副总司令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建议的基本内容是：①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枪支、枪弹、50小炮、炮弹、火炸药、引信和雷管，重点供应主力部队。②各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③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技术，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副总司令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进行动员，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为了推动爆破运动的开展，1941年3月，军工部在武乡县温庄村和黎城县东崖底村等地开办了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部分民兵队长。全部训练由我负责。军工部派了杨殿奎任政治教导员，我和军工部常韬等几位技术干部开办培训班，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我们编写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印发给大家。依靠这些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太行山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

    1941年6月23日，朱德、彭德怀两位首长发出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由此，太行山区的人民地雷战迅速在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展开，掀起了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战斗高潮，置日寇敌伪顽军于人民地雷战的必败之地。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太行平顺县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所在的互助组，在反“扫荡”斗争中“白天搞生产，月下打地雷”。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发明了造雷机，每天可造石雷30多颗。在群众性的爆破运动中，根据地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从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创造了品种繁多的地雷。在各种地雷中，以石雷的产量最大，用途最普遍。太行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在地雷的埋设伪装上，各地民兵动脑筋，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摆地雷阵“遍地设雷，到处开花”，使敌人“来不能来，走不能走”，如在敌人行军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车轮痕迹，表示有车已过没有危险，在无雷的地段却故意挖出新土，有时还插上红旗，旗上写着“小心地雷”，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划上许许多多的圆圈，并注明“脚下留神”，这些圆圈有的有雷，有的没有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搞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冒然前进。有一次，日军150余人，在阳城县“扫荡”中，临近紫江村时，先头部队踏响地雷，后面士兵慌乱奔跑，连连被地雷炸倒，当场19人丧命。敌指挥官令工兵开路，见可疑的石头就划圈，一路上石头遍地，数不清，划不完，队伍像蜗牛似的爬行，仍然两次踏雷，死伤30多人。在开展反“扫荡”斗争中，几乎村村户户都造看家雷，埋设在门前屋后、炕头、灶口、柴堆、井台、锅底等地方，使敌人不敢进屋，不敢乱翻，有效地保卫了村庄和家院。以地雷战为主体的爆破运动，后来由护村看家，逐步发展到主动出击，形成了对敌进攻战。保卫黄崖洞的战斗中就使用了地雷战。民兵把地雷阵摆在敌人碉堡、据点周围，迫使敌人困守在碉堡内，不敢轻易外出。人民地雷战的伟大意义，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讲到：“...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枪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八、寓军工于民众之中

    黄崖洞兵工厂使用的钢铁毛坯原料主要是从北路左会山口运进，制造出的成品、半成品从南路运出。运进的主要是柳沟铁厂的铸造毛坯、显王锻工厂的锻造毛坯、一些零星材料以及兵工厂的粮食和生活用品，从南路也运进一些物资，如从敌占区采购的物品等。柳沟——显王——水窑——黎城，这就是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线。横跨太行山，绵延三百多里。境内广大农民就是这条生产线的上的运输员，毛驴就是运输工具， 农民的房舍就是运输中继站和再制品保险库。农民赶着毛驴到柳沟或显王装上毛坯当天驮回家过夜，第二天再从家里出发把毛坯运送到水窑。遇到敌人“扫荡”，就地设法埋藏掩护。黄崖洞兵工厂就是靠这条钢铁运输线坚持成产。

    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对军工生产给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敌人疯狂“扫荡”的日子里，我们遵照彭副总司令的指示，将工厂“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隐蔽的山村。太行山南面黎城县及漳河两岸都有军工部一些小型的兵工厂、装配厂、配合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此外，晋冀鲁豫边区还有几个大兵工厂，如梁沟兵工厂、高峪兵工厂。由于，当时敌人把黄崖洞兵工厂作为主要扫荡目标，为对付敌人的进犯，保护生产能力，黄崖洞兵工厂被分散、扩散到各地。尽管敌人几次对黄崖洞“扫荡”，我兵工生产能力却有增无减。这是兵工生产上“化整为零”的游击办法，是从斗争中学来的，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运用。

    这一时期的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民间房舍或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住宿借居在农民家里。凡是兵工厂所在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军工战士的好房东。在生活上，乡亲们把热炕让给兵工战士睡，把新粮先给兵工战士吃；在生产上，献铜、献铁、献火硝、工厂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支援，农会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运输有困难，农民包，不论天寒地冻，路途艰险，长年累月赶着毛驴爬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材料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成为太行山上的钢铁运输队；劳动力缺乏，农民顶，他们主动进厂摇大轮，甩重锤，担当各种临时工作，随叫随到，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成为不在编制的兵工工人；敌人窜扰，农民护，青年民兵站岗放哨保卫工厂，老年人千方百计掩护职工，不少兵工工入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许多农民为保卫兵工厂，家被烧，人受伤，甚至献出了生命。1941年冬，日寇偷袭黄崖洞兵工厂时，住在工厂附近的彭清礼一家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追问兵工厂的机器埋在什么地方。彭清礼一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枪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及媳妇和孙子。彭清礼老两口被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地捅下悬崖。彭清礼老人被救幸存下来，他全家为保卫兵工厂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彭清礼一家舍命护工厂的事迹，深深地埋藏在兵工战士的心中。民众爱工厂，工厂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拉货发运费，献物按价付款，出工计报酬，决不乱要差乱支派，使出力的农民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每到农忙时节，工厂便组织兵工工人帮助抢种抢收，军工人民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1942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之连年旱灾，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生产难以维持。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在麻田召集太行区各县县长会议，专门研究地方支援军工材料问题。要我在会上介绍军工生产及原料困难的情况。他动员说：今天来的都是县长，是人民的父母官，处处要为人民打算，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要组织人民熬硝，把铜元、锡壶、废铁等都动员出来送到各工厂，多造武器，保证战争的胜利。会后于1943年12月20日发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命令中规定了各县向军工部送交火硝、铜元、生铁等军工物资的数量、时间和地点。军工部依靠民众的支持，渡过了军工生产原材料缺乏的最困难时期。

    根据地的广大农民为兵工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兵工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这些无名英雄。

    九、生产保障依靠管理科学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保障军工生产持续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着重抓了管理科学化的工作。太行军工各厂建立初期，依据不同工种，分别组成班、排、连。班有班长，排有排长，连有连长、政治指导员。早出操，晚点名，除生产劳动的时间外，其余起居行动都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1940年4月，彭总到1所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后指出：“工厂不是部队，工人不是军人，要按照管理工业的办法管理兵工厂：”同时还指出工厂要成立工会，由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着手改变兵工厂军事化的管理。在体制上将连、排、班改为工部、班、组，将连长、排长、班长改为工料、领工和组长。在日常生活管理上，取消了点名、出操、吃饭站队唱歌等活动，而采取适合工人特点的群众化方式，主要由工会负责。厂部也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科室等业务组织。

    不久，彭总派左权副参谋长到工厂检查工作。左副参谋长发现工厂非生产人员多，组织机构不够合理，材料运输有浪费等问题，便责成军工部负责对各厂进行整顿。当时我和军工部工程处长郑汉涛分别带队下厂。深入考察后，军工部逐步地建立起了计划、生产、记工、工具材料收发和财务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总部在生产管理科学化上要求军工部：产品统一规格，零件能互换，以适合战场需要。还要求产量要多，价格要低。设计生产的枪和炮，既可用日军弹药，也可用国民党军的弹药。生产这样的制式产品，就要求工厂严格设计加工，并要严格验收，建立统一的工艺标准，以及定额管理。

    定额管理包括：劳动的工时定额和原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两项基本内容。为了寻求合理的定额，必须依据各工种及对工种作业时的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测定，找出合理可行的先进定额。在此基础上试行了计件工资，其规定是：工资＝固定工资十技术津贴。开始时固定工资和技术津贴均和定额完成的数量、质量相联系，后来因边区遭到灾荒，根据地财政困难，经与工人协商，改成半计件，即仅是技术津贴部分按定额计件。即使是这样，仍然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行精兵简政，军工部的职工精简了近1／3，但完成的武器、弹药数量和批量还是逐年上升。技术管理对不符合工艺标准，达不到技术规格要求的工件，在工序运行中，即被拒绝验收，其劳动归于无效。

    再就是成本核算，包括：加强工务考勤统计及原材料、燃料的定额消耗统计，严格对各种费用凭证的管理，按产品核算成本等。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当时财会人员十分缺乏，进行得不够理想。这在当时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能推行初步的科学化管理，确实难能可贵。在这项工作中，工程处的郑汉涛以及唐成仪、王大勋等同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1940年9月，在取消了用军事方法管理工厂后，曾一度把军工部政治处取消，把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交给工会去做。1941年1月，八路军政治部决定恢复军工部政治机关并扩大为政治部，宋甫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扫荡”与反“扫荡”越来越频繁，敌人妄想用“三光”政策征服根据地。我军事工业面临的环境是险恶的。太行山区地瘠民贫，农业生产不发达，遇到自然灾害，生活就更加艰苦。越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提高干部的革命责任感，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以保证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军工生产任务。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后，军工部将原来只管党组织和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委员会改为党委会，各厂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各工部设立了党支部。军工部第一、二两次党代表大会，连续发出创建模范党支部、模范党员的号召，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党员占全体职工总人数的43％。

    “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这是当时军工战士的战斗口号。它指导着军工战士的行动，鼓舞着军工战士的意志。它集中表现在广大军工战线职工以多造武器，造好武器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反侵略战争。

    开展革命竞赛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内容。在军工部创建的第1年，就开始组织革命竞赛的活动，到1940年以增产节约为内容的竞赛已普遍展开。1941年为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又开展了支援新四军，突击生产的竞赛，并且普遍自动的加做1小时的义务工。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又掀起了援苏生产运动，普遍推行10小时工作制。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新劳动竞赛中，军工部1所车工甄荣典被选为全区“新劳动者运动旗手”。随后，军工部各厂广泛开展“学习甄荣典运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努力增产节约，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及时供应前线需要；战时积极保护机器资材，勇敢保卫工厂；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文化水平。1945年，为加速生产，对日反攻，又开展了新英雄主义运动。

    8年抗战，军事工业战线上的生产竞赛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未间断，形式多种多样，但目标只有一个：“一切为着前线胜利”。时间对于战争来说是最宝贵的，对于军工生产也是一样，“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武器。当时的竞赛并不能排除突击，相反，提倡突击。利用一切机会突击完成与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敌人“扫荡”将要到来，赶紧突击，我们把这叫做“利用战争空隙大抓一把”。“扫荡”一过，立即突击，迅速复工，捞回在敌“扫荡”中失去的时间，弥补军火生产的损失。所以竞赛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和效率的竞赛，这是战争环境所决定的。通过思想教育，消除了工人中存在的帮派行会等有碍团结的旧思想，提高了他们为革命而团结生产的觉悟。广大兵工职工为了多生产武器、炮弹，废寝忘食，日日夜夜，一干就是几个通宵。为使工人适当休息，厂里将厂房大门锁上，工人们就从窗户进去，加班加点，从不计算工时，事迹非常感人。

    我们还作了大量团结知识分子和提高职工阶级觉悟的工作。提倡知识分子要热爱党、热爱工人阶级、热爱根据地、热爱军工事业、热爱武器。对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也想方设法给予照顾；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还加以特殊保护。如对张华清一家6口，在敌人“扫荡”时，我们就派给他3头牲口，并专派炊事、保卫人员，宿营时，加派1个武装班警戒。这些措施，加深了技术人员同党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忠于抗战事业的责任感。他们同党呼吸相通，忧乐与共，紧紧地把心贴在一起。陆达、郑汉涛、程明升、高原等一批技术专家，都做出了大贡献。

    我们在1943年7月，完成了“军工部（1938——1942）五年来生产行政工作报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太行军事工业发展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