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3个月后，母亲更加憔悴了，肚子上又长了一个大毒疮。此时的我虽身为红军师政委，却衣衫褴褛，母亲最需要的药品、盐巴，我都没有。

    母亲和我互相看着，流着泪，都一言不发，我在心里念叨着：或许这是最后一面了，一定要好好看看……

    1个月后的七月七日，母亲在草地上去了。

    1937年春节，幸存下来的四兄妹终于齐聚延安。我们换上了干干净净的军装，来到照相馆，拍下一幅全家福。

    后来，我被组织上安排在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但我一心想到前方作战，为此，我给毛主席写信。在延安凤凰山的石洞里，毛主席接见了我，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抗大教学的重要意义。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我如醍醐灌顶。从那以后，我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力求做得最好。

    据《李中权征程记》记载：1942年李中权调任冀东分区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进关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挥师南下，横渡长江……他率部作战无数，数次负伤，是二等乙级伤残军人，可谓枪林弹雨、九死一生。1951年，李中权调任空三军政治委员，此后在空军工作32年。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来，李洋大哥又受将军委派专程回过一趟四川，为天全新建的红军纪念馆布展帮忙，我又受县委领导的指派，陪同李洋大哥，因为有将军的亲笔信，有李洋大哥的出面，天全红军纪念馆的开馆布展得到了成都军区的大力支持，工作开展得很是顺利。再后来，我因为调离民政部门，和李洋大哥和王钢秘书之间的联系就少了，但逢年过节，彼此都还是忘不了要发短信问候，这当中，自然少不了要提到老将军，他们告诉我，老将军经常动情地回忆说：“我的许多战友在战争年代倒下了，我能够活到现在，很知足啊。如今，生活过得越好，我越是怀念母亲。”

    据说，老将军有一张保留了数十年的小纸条，上面记录着：“母亲于七月七日在西康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病重逝世，埋葬在泉水井旁的梧桐树下。”

    还据说，他发誓要找到母亲的遗骨，紧攥着纸条去当年的埋葬地搜寻了一遍又一遍。站在空旷的沼泽地上，他曾仰天长叹：母亲，您在哪里？

    五、爱党爱国，心系人民。李中权将军一生对党赤胆忠心，2011年，老人将多年积攒下来的20万元存款，作为特殊党费全部上交给了组织。下面这段话就是老人在交纳这笔特殊党费时的原话：“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作为个人我已经做好了应有的准备。但对党的深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变，而是更深更厚更让我梦寐萦怀了。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的生活组织上也照顾得很好。从内心深处讲，我把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都记在了党的身上。我现在还剩下20万元存款，我把这点钱委托空军党委代我作为党费交给我亲爱的党，权当我献给党的生日的一点心意。我永远热爱党，党就是我的母亲。”

    李中权将军心糸百姓，特别是对老区人民，魂牵梦萦、孜孜不倦，无论是他的家乡达县，还是他工作过的天全，只要有机会，老人就会问起老百姓有没有饭吃？生活过得好不好？关怀之情、关爱之心溢于言表、情真意切！而对老区人民的需要更是全力相帮、倾力相助，自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就打电话、写信或者派李洋大哥代表他出面，我知道，这些年来，李洋大哥多次回四川，其实就是受老爷子的委派，为老区人民、为家乡而奔波。为改善办学条件，为让孩子们读上书，早在多年前就把个人积蓄的16万元捐给家乡达县建红军小学。“4.20”地震发生后的，位于重灾区的天全县，不少同志都在第一时间收到李洋大哥的电话问候，当时我在电话中还和他调侃了两句，后来我才知道，大哥是受了老爷子的委托。两个月后的六月，我和李洋大哥又在天全的抗震救灾现场见面了，这次的他是以中国长征促进会副会长的名义，带来了几十人的文艺队伍，对灾区进行文化慰问，更带来了老爷子对灾区的一份沉甸甸的、浓浓问候——10万元的捐款。我还听说，就在不久前，老将军在弥留之际还心系灾区重建，打算对天全再捐一批珍贵树种红豆杉…… 

    二0一四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