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八一建军节刚过，惊悉百岁老红军、开国将军李中权不幸病故，噩耗传来，心潮起伏，沉痛中写下了这些字，以记念将军。我和将军，素未谋面，但对我们来说，将军并不陌生，其坚定的理想信念、传奇卓越的功勋、真挚感人的孝心、大爱无疆的精神，无不给我们留下了高山仰止般丰碑。

    “长征路上遇亲娘，欲表孝心哪有方？只好狠心别母去，引来内疚永悲伤。”谁会相信，这是一位戎马倥偬的将军的长征诗，也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为怀念母亲，所写下的饱含亲情的七言绝律呢？

    一、初上高原，接受红色教育。2007年7、8月间,中共天全县委组织部份预备役官兵到甘孜州开展爱国主义传统教育——为天全第一任县委书记、开国将军李中权的母亲——红军烈士王理诗扫墓.当时我任县民政局局长,有幸筹备和参加了此次活动。盛夏的高原正是艳阳高照,鲜花盛开的美好时节,我们一行人沿川藏公路西行翻二郎山过康定越折多山到了新都桥，又沿省道303线北上经道孚住炉霍,次日便到了甘孜县奶龙神山下的四通达乡冬咕拉寺庙附近，当年王理诗烈士就牺牲在这里。这不是我第一次上高原，但却是第一次坐汽车上高原,这次的感觉就是高原的空旷和路途的颠簸，地广人稀的高原上，汽车在风尘仆仆中跑上半天，目之所及，除了偶尔有三三两两的牧民，悠然自得地尾随牛羊蹒跚而行，路上再难见到有几户人家，像样的村庄就更不用说了。甘孜的交通也不太好，几乎是沿途都在修路，大马力的越野车跑在上面也显得很是力不从心、气喘吁吁。高原的气候是变化多端的，虽然已是夏季,但在海拔4290多米的折多山顶依然寒风凛冽，甚至偶尔还有鸡蛋大小的冰雹，而高原缺氧的感觉就是头晕脑胀、胸闷气喘，稍大的劳动量便会让人上气不接下气，同样的地方，和平年代，我们借助于现代科技和交通工具，都感到狼狈，更何况是当年缺衣少食的红军？通过这次活动我才知道天全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就成立了红色政权,李中权时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其母亲随红军三翻雪山,倒在了雪域高原。

    二、重上高原，为烈士修葺陵墓。随着时间的流逝,王理诗烈士的墓地荒草丛生、墓碑风化、字迹模糊、急需修葺。2009年县上安排民政局维修，我带队重上高原。我们在甘孜县民政局的全力配合和协助下, 物色施工队,按照藏汉风俗结合方式设计、修葺了烈士墓:砌筑了墓地围墙,增添了祭典台,油漆和翻新了碑文,种上了特意从天全带去的松柏,最后还扯上了经幡,安放了玛尼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次的修繕费是李中权老红军事前寄来的，尽管我们多次恳这钱由县上出，老人还是执意不肯，并说老区困难，老百姓生活不富裕，再说为母尽孝孝是他的责任，因为年事已高，不能亲历亲为，拜托地方、麻烦大家，就很是过意不去了，咋能还要国家出钱呢？此次进藏区，我们前后在甘孜县逗留了近一个礼拜,在与当地同志的接触中我才了解到，当年红军也曾在这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建立过红色波巴政府。红色史学知识告诉我，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在历时两年的时间中，红军纵横二十多个省、跋涉二万五千里路，作战无数，不能不说是披肝沥胆，尤其是在到达康藏地区，长征即将迎来曙光的时候，不可谓不是黎明前的黑暗，是红军“内忧外患”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敌人的围追堵截,长期的作战、不停的跋涉，部队减员、给养缺乏，队伍普遍缺医少药,缺吃少穿；二是高原上雪山草地等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的严峻考验；尤其严重的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干扰，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许多红军战士就是在这时候两过草地三翻雪山,无数的烈士就倒在了这漫漫征程上,长眠在雪山草地，此时的李中权正担任红军金川独立师政委，戎马倥偬中，母亲病危，也不得不含泪而去，不久母亲便长眠在了雪原。这次由于耽搁时间稍长,对高原风光和藏民族的民风民俗有了更深一步了解,实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大漠孤月,什么是落日余晖,也真正品尝了地道的藏餐,领受了酥油茶青稞酒韵味,更亲身感受了藏民族的热情豪放和能歌善舞.也许就是因为高原地广人稀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气候,造就了藏民族同胞的粗犷彪悍和豁达乐观.但在七十多年前，针对一个年老体弱、离乡背井、携儿带女的老人来说，这绝非是一件容易之事，她需要克服多大的艰难和需要多大的精神支撑啊!更何况这位老人自幼被缠足，已这样苦苦走了两年，自己双脚肿胀、疾病缠身。身临其境、触景生情，我不得不为王理诗烈士崇高的母爱和坚定的信念所折服.难怪多年后,李中权要在百忙中和弟弟李中衡合著<<母亲万岁>>一书,以纪念母亲;也难怪半个世纪后,身为共和国将军的李中权要不远万里从北京出发重上高原,找寻母亲安息之地,祭奠母亲英灵;更难怪现在已年近百岁,早是子孙满堂的李中权每当提起母亲就会情不自禁、怆然哽咽、老泪纵横……

    三、再上高原，祭祀烈士。2009年8月李中权老人的小儿子李洋,秘书王钢受将军委托从北京到四川代表全家为王理诗老人上坟,县上安排我参与接待和陪同.此时的李中权已是95岁高龄,很多时间都住在北京301医院,尽管已是风烛残年,老人丝毫没有减弱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当得知母亲王理诗的坟茔修葺一新后，如释重负，欣然派二人到实地祭拜.年过半百的李洋大哥肩负父亲重托，怀着对奶奶的无限崇敬之情，一路风尘从北京赶来，顾不上歇气，第二天就上了高原。热情的甘孜县委县政府用藏式的最高礼遇接待了我们一行，第二天，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县政府分管县长还亲自陪我们到墓地祭奠。

    四、拜读著作、接受红色洗礼。数日的接触和交流，我又从李洋大哥和王钢秘书那里了解到，将军是四川达县人，早在七十多年前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全家九口就在父母的率领下投身革命，大哥李中泮当过红军团长，后遭人污陷被迫害致死，父亲李惠荣长征前夕牺牲，其余七人全都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仅剩下兄妹四人，正因如此，所以若干年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上将要提“满门革命赤子”相赠。李中权将军自小受家庭的曛陶和恩师张爱萍的引导，很早就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中戎马倥偬几十年，涉足陆空两个军种，可谓文韬武略、文武兼备，将军长期担任部队政工干部，不仅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且长于带兵，深谙军事，还著作颇丰，出版了《母亲万岁》、《李中权征程记》、《李中权诗词集》等，于是我提出索要将军文集的请求，俩人欣然应允，答应回京就办并请将军提款。之后不久，我便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书籍，打开后，扉页上是将军亲自提词，字如其人：饱经沧桑、虬劲有力，令人肃然起敬。怀着崇敬之情，我把寄来的书籍进行认真拜读，在书中，将军不仅叙述了自己南征北战、激宕起伏的一生，字里行间还充溢着一种浓浓的亲情，一种对亲人，尤其是对母亲的无限怀念之情。下面就是我从将军书中所作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摘抄：

    父亲牺牲后，母亲在1933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拉扯着全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红军开始长征后，因为受财主的迫害，我们一家无法在当地立足，母亲带着3个弟妹跟着红军队伍一起参加了长征。

    长征路上，我见过母亲3次。

    第一次是1934年4月在通江县茅峪镇，我正准备带领部队撤离，忽然发现村口上走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是母亲。

    我快步迎了上去。

    “娃儿，你们要到哪里去？”

    可我又哪里知道呢？战号已经吹响，我急忙站起身，搜索着身上的衣袋。幸好还有一袋炒米，我慌忙解下来，捧到母亲面前。

    我低着头，不敢看母亲一眼，只是说“娘，您放心，胜利就在眼前。”

    1936年3月，在宝兴县城我又一次见到了母亲，此时的我任天全县委书记，奉命带队北上。母亲苍老多了。母亲的腿肿胀得像个紫萝卜，用手一摁一个坑，我连忙请来医生给母亲看病。医生说，母亲的腿病是由于长途行军、疲劳过度造成的，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就会好。

    第二天黎明，战马嘶鸣声中，我又不得不告别母亲，扬鞭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