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５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同年，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范明，被任命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西北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8月1日，范明将军率部两千余人，由兰州出发，抵西宁，在香日德集结后，正式向西藏进军！进军路线将跨越甘肃、靑海、西藏三省，行程4500余里。这条路线，正是历史上清朝“西安将军”额伦特、民国马步芳，多次率军进藏，最终全军覆没的“天路”。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面积最大、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群，被称为“世界屋脊”，被视为南极、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极”。那里，人迹罕至，寸草不生，“十里不同天，一天有四季”。雪线以上终年积雪冰冻，山体坍塌、雪崩、地震随时发生。高原空气稀薄。而范明将军，却要率领部队挺进这条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天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命令进军西藏，这是关系和平解放西藏、祖国统一的大事。

    范明，陕西临潼栎阳镇人，时年38岁，身高一米八，大学文化，学生时期就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青年团，1938年入党。他原名叫郝克勇，1942年在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为他改名，以后一直被贺龙、彭德怀元帅戏称为“解放军翰林”。

    范明回到家中，见到已怀有身孕的妻子梁枫，顿觉负疚感。结婚17年了，他们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并肩征战的战友。如今，战争结束了，刚刚把托管在延安的两个儿女接来一家团聚，梁枫又被西北局任命为中共西藏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并已决定随军进藏。

    就这样，梁枫成为了新中国首批进藏女兵中的一员。这批女兵中既有老红军、老八路，又有刚出校门的女青年，还有正在养育不足一岁嗷嗷待哺孩子的年轻妈妈。她们放弃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丢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抛家离子，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无视女人的性别特征，毅然选择了同男同志一样，踏上了这条爬雪山，趟冰河，过草原，穿荒漠的“天路”，她们是进藏部队一股重要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群特殊的巾帼英雄群体。

    1951年8月12日，部队及班禅行辕人员共计4000余人，离开西宁前往香日德集结。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紧握着范明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克勇，担子重啊，要小心谨慎哪！”范明回答说：“您不必担心，我们是解放军，与马步芳的部队和其它旧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会鼓舞我们胜利进军的，请听我们的好消息吧！”

    1951年8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独立支队，在香日德隆重举行了进军誓师大会后，400多人的队伍，带着一万多头骡马、牦牛、骆驼，行军装备、粮秣，还有大量的文化教育、医药器材等物资，在激昂的歌声中浩浩荡荡出征了。

    部队行进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高寒缺氧让所有人头疼恶心，呼吸困难，四肢无力，腿沉如灌铅。白天气温零下20多度，寒风呼啸，狂风卷起沙石满地翻滚，冰雹、雨雪交加的天气一持续就是数日，所有人昼无干衣、夜宿雨雪湿地，有时一连两三天都吃不上饭，喝不上一口开水，许多人手脸腿脚开始浮肿。

    9月3日，一个更高的海拔，5200米的“诺木岗”是昆仑山的一个支脉，又横亘在了眼前。在这5200米的生命禁区里，人畜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人，呼吸困难、头痛胸闷、恶心呕吐。牲畜，张开大嘴巴，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阵粗气，严重者躺在地上打滚或卧倒不起。

    部队行进速度极其缓慢，气氛显得异常沉闷、压抑，出发时的歌声消失了，干部、战士脸上看不见一丝笑容。范明命令通信员通知各个大队，要求各级领导全力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开展互助。并要求文工队、卫生队在每一个山口、危险地段设立鼓动点，救护点。范明本人带头用沙哑的嗓子，喘着粗气，直着脖子吼起了秦腔剧诸葛亮的一段唱腔；“我站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由于高原缺氧，吼出的腔调惹得大家扑哧笑了。文工队的锣鼓敲了起来，快板声、歌声、笑声交织起伏，部队逐渐恢复了生气和活力，行军速度也加快了。

    4天后，部队终于闯过了诺木岗，进入黄河源头。初是一段长达数百华里的沮洳地，后是水网沼泽的淤泥地，看不到一寸干地和硬地，下面深浅莫测。先遣队走过后形成了一条黄色浑浊的泥流，后续人畜再踩进时，人马常陷入齐腰的淤泥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骡马、驮畜在全力的牵引和使劲的吆喝下才敢迈步。整整五天，每个指战员都滚成了泥猴，个个筋疲力尽，总算走出了淤泥地，却又来到了更加艰险的沼泽地。

    沼泽地，表面看似平坦，但是下边却是由腐烂的植物形成的淤泥，行军不但不能骑骡子，人还要小心翼翼地牵着骡子从一个草墩跨到另一个草墩挑路走，人和骡子一不小心踏空就会立即陷入泥潭，越挣扎陷的越深。

    范明曾这样回忆；人若陷入，一会儿就只露出双手，再过一会儿，手也不见了，若不赶快往出拽必死无疑。而牲畜若陷下去，四腿下沉，只剩脑袋在潭面，进退不得，牵不动拉不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咽气。后来，牲畜害怕，只要见到淤泥滩，不管地基是软是硬，便竖起耳朵，鼻子喷着粗气，死活不往前走。指战员只好前面拽，后面推，死拉硬拽着向前走。指战员们白天滚得浑身泥水，晚上就在沼泽地上搭棚宿营，忍受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侵袭，衣服被褥全都是湿的。

    两天两夜，部队终于走出了沼泽地。

    9月19日，当部队赶到通天河北岸时，所有人都傻了眼；河水暴涨，波涛汹涌，下河探测，探测人报告：水面宽300～400米，水深15米，流速每秒2.5～3米。

    他们遇到了通天河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流。

    河面这样宽，流速急水又深，徒涉显然是不可能的。望着滔滔河水，范明黑着脸，来回踱步子。只好下命令部队安营扎寨。

    三天过去了，一点退潮的迹象都没有。望着同志们一双双焦急的眼睛，看着堆积如山的物资，上万头牲畜即将吃光通天河畔的草，后果不堪，范明满嘴燎起一串串水泡。

    第四天，范明横下心；“不等了，组织强渡！”他决定用兰州带来了十几只牛皮筏子强渡，同时派人到通天河的上游和下游寻找水浅、流速缓的渡口。

    强渡的任务交给了第一大队。大队政委刘旭初仰起脖子咚咚灌了几口烧酒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然后和五个战友跳上了牛皮筏子。

    北风在呼呼地刮着，掀起水浪足有半人多高，哗哗的涛声震人心弦，一二百斤重的牛皮筏子一下水，就象一片轻飘飘的树叶，被浪涛冲出十几米远。他们手握桨板，拼命往前划，一会儿筏子上了浪尖，一会儿又跌入谷底，真是险象环生，站在岸边的范明和其他指战员，手心里攥着汗，大声喊着：“加油，加油！”

    刘旭初强渡成功后，部队立即开始抢运，由于渡河工具缺乏，加上水势凶险，这种办法只能渡过部分人员和物资，而大批人畜和物资，仍然滞留在北岸。在刺骨的寒风里，原本具有泅水本能的马、牛也怕下水，它们站在岸边，任凭你怎么拉、拽，甚至鞭子抽，硬是死活不下水，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此时许多同志，尤其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决定带头下水，用人引渡牲畜。共青团员、文化教员蒋继化被暗流漩涡卷入水底，壮烈牺牲；司令部翻译辛烈和兽医刘益民牵着牦牛，被湍急的水流卷走，再也没有上来。

    大规模强渡没有成功。两天后，寻找渡口的战士回来报告；上游一百多里处，支流较多，河面较宽，河水稍浅，可以考虑涉渡。范明当即决定：改到上游渡河。上游水势果然缓一点，但仍很深，采用引流分洪的办法降低水位，然后泅渡。

    大规模泅渡开始了。河水中冰渣翻滚，冷澈肌骨，指战员冻得浑身发抖，牛马冻得不敢下水，四蹄深深地扎在沙滩，蹬直了腿，不管战士们怎样推、拉，拳打脚踢就是不挪步，范明大声吼道；“同志们，加把劲，狗日的不走，就把它们抬下河去！”。

    战士们铁青着脸，扑向驮畜和骡马，二三十人抬一头往河中扔去，然后，几个人前拉后推向对岸游去。冰冷的河水使肌肤疼痛难忍，慢慢地又失去了知觉，有的人在河中心就冻僵了，被无情的河水吞噬，有的战士爬上对岸就倒地不起。

    就这样，全体指战员，奋战了十五个昼夜将全部人畜、物资抢渡到了南岸。蒋继化、辛烈、刘益民、吴帮英、刘治明、王巨宝、吴发英、马进才等8位同志壮烈牺牲了，150余头牲畜被激流卷走。范明站在通天河南岸，看到最后一批人员安全过河时，激动已不能自己，眼里噙着泪水，高声喊道；“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此时，恰好迎来了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部队在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的通天河南岸，有史以来，第一次升起了伟大的五星红旗。

    由于抢渡通天河耗时过长，部队的粮食储备发生了严重短缺。在这亘古荒原的世界屋脊，几天不见一个牧民、一顶帐篷、一棵树木。补给从何而来？向上级呼救，这里是飞行禁区，无法空投，上级建议停止进藏，部队返回。

    范明愤然了，返回？历时一个多月，行程数千里，经历了千辛万苦，牺牲了8位战友，就这样半途而废？简直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脸，况且，原路退回同样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当晚，范明召开了独立支队党委紧急会，把部队即将断粮的情况如实告诉大家，他说；“我们为完成进藏任务，即死犹荣。作为部队的指挥员，一定要意志坚决、绝不动摇。如不能实现年底进藏，班禅不能顺利返回西藏，这对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十七条协议产生极不利的影响。”他提意：“从即日起，人员减粮，牲口减料，大家勒紧裤带，团结一心，克服万难，闯过唐古拉山，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进军西藏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