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创造一流的工作，在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中央印刷厂经常举办各种劳动竞赛，经过大家评比后，选出模范工人，但模范工人不发资金、发帽子或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并且绣上“模范工人”字样，以示鼓励。中央印刷厂工人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1933年5月7日《红色中华》发表了《中央印刷厂工友的积极》一文，表扬“中央印刷厂的工友平常对于参加革命战争，提高生产非常积极的”，“每天提前上班，想方设法增产节约”。

    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一间用木板隔开的狭小的编辑室仔细观看。展柜里陈列的报纸已经发黄，是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作为地方党报记者、长征历史研究者、红色文化传播者，我看着这份报纸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亲切感，好像寻到了自己的“根”。

    是的，瑞金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红色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起点。位于谢氏私宅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新闻通讯机关，成立于“一苏大会”期间，是现在新华社的前身。1995年新华社拨出专款对其进行修缮，并将其命名为“新华社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毛主席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当年，处在敌人四面围剿中艰难生存的苏维埃政权，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新闻宣传、出版事业也红红火火。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这样广泛、强大的新闻宣传工作，才有了党的影响的迅速扩大，才有了分散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沟通和壮大。

    《红色中华》报78年前提出的“新闻观”，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活教材。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争取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必须反映他们的具体的迫切要求”，依然要“采用活泼的、群众的宣传语言，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兵营中的广大群众中去”，这不正是我们今天说的“三贴近”吗？史料记载，红中社当时还建立了群众性的通讯网络，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中组织了４００多名通讯员，新闻写作坚持通俗化，要求做到苏区“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

    红中社成立之初设红色中华新闻台，用无线电对外播发新闻。12月11日，红中社开始印编印发行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并组成了《红色中华》编委会。此后，编委会担负起新闻通讯和编辑报纸等全部工作。日常业务工作主要有3项：一是新闻台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国内外新闻；二是将新闻台抄收的主要消息编成 “每日电讯”，油印几十份送中央领导参阅；三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那简陋的编辑部办公室、发黄的报纸、笔砚、土纸、原始的油印机，定格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段历史。今天，我们早已进入信息时代，报纸告别了“铅与火”，实现信息化办公，互联网如此发达，地球越变越“小”。但千变万变，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三贴近”传统不能变、不能丢。不可否认，信息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也容易使记者变懒，有的人以E-mail代替现场采访，乐于出入星级宾馆，而不愿意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被群众嘲讽为“贵族记者”。

    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为新闻工作提供了便利，但绝不能成为记者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屏蔽”。仔细看看那些70多年前的《红色中华》报吧！论“三贴近”，她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离开中央印刷厂旧址、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我万分佩服当年印刷工人、采编人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