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坐牢：在“二月镇反”中

    父亲在解放前两次坐牢，皆因反动派的迫害，案情简单明膫。解放后三次坐牢，根源是“左”的思想，在党内形成了一股整地下党的习惯势力，其中也夹杂着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因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领导助纣为虐，以迫害地下党为荣，月集年累，逐步升级，使赵唯的案情变得复杂起来。

    一、延安整风就留下祸根

    纵观党史，党内左倾路线几起几伏，虽然“左”的思想屡遭批判，但很多干部还是愿“宁左勿右”，保已保官。他们一有机会便以整人为荣，表现激进。但在战争年代，他们还缺乏表现时机，一旦进入手握大权的和平年代，就借机兴风作浪，祸害正直干部和群众了。

    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在“抢救运动”中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时，还强调“地下党成份复杂，不纯洁”，“地下党中叛徒特务多”，“对地下党不可重用,要降两级使用”。这种观点很符合“宁左勿右”干部的口味，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些南下干部整地下党干部的指导思想。

    建国前后，中央有关部门批转了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一方针全面贯彻了康生的观点，深入“宁左勿右”的中、高级干部思想中，成为了他们后来打击地下党的政策依据。因此，父亲挨整的命运也就这样被预先安排了。

    在云阳县会师时，师级纵队司令员赵唯被安排为团级县长；团级支队干部被安排为营级干部；多数游击队员被淘汰回家。赵唯的妻子王忠孝系1935年老党员，在赵唯调万县时因病被无端弄掉党籍，直到80年代中期才恢复党籍。

    云阳县土匪暴动，父亲奉命领兵剿匪。在剿匪中，为威慑敌人，体现政策，经审判，身为县长兼剿匪总指挥的父亲，批准枪毙了两个顽匪。因没有请示县委，在党校学习时，地委领导还专门让父亲作检查。

    “三反”运动一开始，万县专署就把当科长的父亲抛出来当“大老虎”批斗，责令其交待在工作中的受贿罪行。因内查外调均无实据，领导无法下台，竞以维护党的威信为名，宣布对父亲作畄党察看半年处分。后来，虽然由上级纠正了对父亲的处分，但父亲的堂兄赵雨孚、堂弟赵雨膏和侄儿赵欣木均受株连遭捆绑毒打，致使赵欣木还不明不白地丢掉了性命。

    “三反”后父亲的工作热情不减，为万县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深受地委赞赏。在中央要求配备有代表性的政府斑子时，由地委书记梁岐山极力推荐，让赵唯被政务院任命为万县地区副专员，后又增补为地委委员，兼任地委统战部部长。

    二、反右把赵唯变成“阶级敌人”
   
    党中央在全国展开整风运动时，父亲还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因民主人士不提意见，地委急调统战部长赵唯回来，动员民主人士提意见。当父亲完成地委发动民主人士呜放的指令后，便将父亲抛出来批判。会上万炮齐发，要父亲交待动员鼓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动机。紧接着又揭发父亲“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公私合营”，“反对党的领导”，“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丧失立场”等罪行，咬定父亲是反党的右派分子。

    父亲不服，别人揭发一条，他反驳一条，有理有据，使会场气氛非常尴尬。于是会议主持人临时决定，停止揭发，先批判父亲的态度。刹时，会场充满“打倒、”、“炮轰”口号，主持人立即下达赵唯只准听，不准申辩的勒令。辩论会变成批判会，揭发者可以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无线上纲；被批判者只能低头倾听，点头认罪。在颠倒黑白的一言堂批斗中，父亲只能变成一个“馨行难书，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父亲经受住了战火的生死考验，但经不住党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从气愤到害怕，从不理解到委屈伤心，最后失望想以死抗争。彷徨中他从《红旗飘飘》中看到希望，并告诉家人：有一位含冤的老红军上访北京多年，最终获得平反。有了希望,心情也平静了，决心今后只交待事实与经过，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却没有落实赵唯的右派实据，因此地委上报省委对赵唯的处理意见是：“只批斗，不划右派”。当时宜宾地委上报对南下干部李鹏的处理意见是：“划为右派”。省委书记李井泉得知后立即指示：赵唯要划右派，李鹏不划右派。省委书记的一句话，赵唯就变成了“阶级敌人”。

    三、对“阶级敌人”决不能手软

    省委书记一锤定音，四川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父亲，万县日报也紧跟大肆批判父亲，最后地委决定将父亲开除党籍，撤职降两级，调地区农科所任副所长。实际上父亲劳动改造四年，是在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的关注下，父亲才摘掉右派帽子，任农科所副所长。父亲成为“阶级敌人”，上初中的我就变成黑五类子女，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不管我怎么努力，连入团都成为奢望,更别说入党了，在政治上倍受歧视。父亲在与农工的共同劳动中，心情逐渐好转，面对忧愁的儿子，他也时而进行开导：不能入团入党，不影响你的信仰，你可以学习鲁迅先生，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后来，全国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五类分子是公开的阶级敌人，摘帽右派就成为“内控”的阶级敌人。“四清”初期，荣升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要到万县龙宝乡视察，农科所被指定为接待点。谁都知道，父亲不会暗杀李井泉，但在视察的那天，所领导专门指定父亲带一队政治上有问题的工人，到对面山上去打石头，没有通知不准下山！在山上，工人们都在为父亲这个“川纵”司令员呜不平！
   
    “文革”开始，父亲经过挨斗、游街、戴高帽子，很快就变成“死老虎”没人管了。听了“两报一刊”社论的鼓动，父亲想参加群众运动。他的部下纷纷写信劝说：“记住反右教训，谨防秋后算帐”；“记住右派身份，在家老实呆着”，“不甘寂寞，必惹大祸”……我步行长征回家，也苦劝一夜：“你不出事，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但父亲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也要拿起笔作刀枪，投身群众运动”。当时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接受他，父亲就同母亲成立夫妻战斗组，转抄大字报，表明态度，支持红卫兵。
当毛主席支持军队制止武斗时，发生了“二月镇反”。万县军分区以“黑后台”为名，将父亲抓进了监狱。但还未来得及审查，毛主席又支持中央文革，将“二月镇反”定性为“二月逆流”，为全国被抓的学生平反，作为黑后台的父亲也跟着学生被平了反。

    第四次坐牢：在四川“反击翻案风”中
   
    周总理在接见四川大学红卫兵头头 时讲：四川地下党在解放前贡献大，解放后受过不公正待遇。因此川大红卫兵总部在抓“解放”干部时，曾指示群工部要关注地下党中受迫害的干部。父亲是下川东受迫害的代表人物，也被通知到川大，由李亚宁安排住在铮园二号楼。当年川大校园内不但住着受迫害的地下党干部，还有许多受迫害的南下干部。大家一起交流对形势的看法，倾听各自的含冤经历，最后形成共识：在批判17年反动路线的形势下，正是大家申诉冤情的好时机。父亲当年就不服，压抑多年，于是决定申诉翻案，并向川大红卫兵总部递交了申诉材料。
   
    岁末，川大红卫兵总部派高广到万县，专程调查赵唯案。高广查阅了地委全部档案，走访了当年反右时的地委领导和群众。调查结论是赵唯纯属冤案，应当翻案。
   
    为解决四川问题成立省革委会，中央文革把全川的头头召集到北京开会，并将会议纪要整理成“3.15”指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因“纪要”中有江青污蔑四川地下党叛徒特务多，有人支持翻案，还成立了“三老会”……等言词，因此省革委就在全川掀起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在此形势下，万县地革委又将父亲关进了地区民兵师集中营审查，父亲就变成了万县地区翻案风的典型和下川东地区“三老会”的总头目。

    父亲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承认“翻案”的事实和经过，还表明了翻案的決心。但不承认参加过什么“三老会”，只承认在成都见过不少老干部。

    在批斗中，父亲因挨打身体非常虚弱，最后只能躺着。由于父亲该承认的都承认了，不承认的死都不承认，因此，地革委就让农科所押回所里关押批斗。

    农科所将父亲关押在生产队的女浴室内，只准母亲去送饭和倒屎尿。父亲病危我回家探亲，当晚就去见父亲。父亲躺在行军床上，骨瘦如柴，声音微弱，但神智清醒，我们谈了很久。因我违禁探视，农科所严令我回单位。经过我的据理力争，在我离家后，终於让母亲把父亲接回家休养了。

    第五次坐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父亲在病危时曾对我说：“他的问题就是右派翻案，属于批深批透范畴，其余罪状皆子虚乌有。他没有犯罪，不会自杀，一定要申诉到底。如果他死了，要我代他申诉。”

    当父亲身体慢慢恢复时，值中央下令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4月6日地区公安又将父亲逮捕入獄，并在万县市游街示众。大字报罗列赵唯的十大罪状是：“地主、右派、翻案风、走资派、三老会、假党员、叛徒、特务、杀人犯、黑后台”。

    面对造反派的审讯人员，父亲坦承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被划为右派，因不服曾四处申诉要求翻案。但对于其它七种指控都拒不承认，并讲了许多事实为自已申辩，往往使审问者哑口无言，无言以对。

    公安派大量人员对父亲进行内查外调，跑遍大江南北，翻遍敌伪档案,也无法对另七宗罪定案。因为：〈1〉父亲不是党内走资派；〈2〉所谓“三老会”，是成都的一些老干部在一起谈论对江青的不满，有人向江青告黑状，江青借机点名泄愤，连省革委都找不出证据定案；〈3〉所谓假党员，是因为父亲的档案中没有入党介绍人，只有入团介绍人张述成。后来中央承认在党团合一时期，入团转党是符合党章的；〈4〉所谓叛徒，父亲入党后坐牢和保释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罪名是通神匪，与叛徒联系不上；〈5〉所谓特务，是父亲有一曾用名叫赵野时，敌伪档案中有个特务也叫赵野时，但此赵野时无论如何也不是彼赵野时，只好作罢；〈6〉所谓杀人犯，是指农科所造反派杀俘虏时，父亲知道此事，但在场八人都不能证明父亲参与杀人；〈7〉所谓黑后台，是指父亲是阶级敌人，但掌权的造反派都不会承认本派有黑后台，故此罪更不能成立。因此，造反派只好将父亲长期关押起来。

    六年后的1976年4月6日，在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万县势力认为严惩父亲的时机到了。为了紧跟全国形势，他们对父亲杀人案进行设计、嫁接，制造伪证，终以“阶级报复杀人罪”，将父亲判刑20年，送至四川金堂清江劳改园艺场服刑。

    法院认定的杀人事实：1967年9月3日，农科所造反派“主力军”骨干陈治恒、余咸熙奉命到民兵师提俘虏回所批斗，曾到父亲住处喝茶。阶级敌人赵唯、郑业瑞（余咸熙亲戚，后镇压）、虞尚智（武斗人员，后判刑）与陈、余密谋策划，支持陈、余在押解途中杀害了共产党员刘维元、冉启云。故赵唯犯“阶级报复杀人罪”。

    但两审法院的判决书却露出破绽：

    〈1〉法院承认杀刘、冉是早有预谋：
    判决书认定陈治恒“在杀害刘、冉二同志中早有主张”，余咸熙“早就积极主张杀害刘、冉二同志”。赵唯想把自己的犯罪“推到别人虽有预谋而未构成犯罪事实的头上”。

    〈2〉法院确认了杀人凶手和指挥：
    判决书认定，陈治恒八月二十一日提出杀谭承兴，并伙同郑文敏、贾世荣共同开枪杀害谭承兴。九月三日下午由陈治恒、余咸熙指挥，王明生、冉隆方开枪杀害刘维元、冉启云，而且陈治恒还对刘维元填枪。

    〈3〉法院公开为杀人真凶免罪：
    在一审中，判决书竞对直接杀人凶手王明生、冉隆方、郑文敏、贾世荣依法免于刑事处分，让真正凶手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