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步：刚强不屈、大胆泼辣的女人，又尽到培养革命后代的母亲职责

    在皖南工作期间，曾山与邓六金生活艰苦，床上铺的是稻草，吃的是红苕、糙米、野菜、芋头。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邓六金与李坚真、章蕴一起组织担架队,支持抗日游击战争,被人们称作“华东三姐”。当时这个称号被传得很远,被说成了“华东三杰”。

    1939年农历七月十五，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出生在丁家山，所以小名就叫丁儿（大名曾庆红）。当时，皖南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条件极为恶劣。经他们商量，决定由邓六金把四个月大的丁儿送回了江西吉安的曾山老家，不久她又返回了新四军。

    1940年底，邓六金身体不适，肚子疼痛厉害，当地医生诊断为腹部长了瘤子。由于皖南医疗条件不好，组织决定她去上海治病。但到上海后，医生告诉她不是瘤子，而是怀了孩子，她只好在上海把孩子生下来。不久邓六金第二个孩子出生，小名叫阿留。

    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军部及皖南部队近万人壮烈牺牲了。为了革命，邓六金失去了那么多好领导、好战友，非常悲痛。由于革命异常艰苦，孩子生下来身体就不太好，时常发高烧，特别是在苏北盐城时，数以万计的日伪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邓六金只能带着两个多月的阿留“到山上打埋伏”。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一层草，垫一个被单；吃的是白薯、野菜，大人们挺一挺就熬过来了，可孩子要吃奶，没奶吃只能让孩子吃棒子糊糊、野菜汤。不久，又把老二放到老乡家带着。

    孩子安顿好后，邓六金和曾山马不停蹄地到苏北盱眙黄花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在谭震林的安排下，派邓六金到淮南根据地的一个乡里，当了党委书记，在乡里搞土改，宣传妇女解放，发展组织，支援前线，工作卓有成效。

    1948年4月，邓六金受命在山东青州大官营村的一个教堂里，负责筹办保育院。这个保育院收养和照顾了100多名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后代，包括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将帅的子女。1949年，保育院又迁至上海，更名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保育院的孩子增到300多人。邓六金呕心沥血，精心照料。

    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女人更艰苦。邓六金是一位性格刚强好胜、工作大胆泼辣的女人，但她又是一位母亲，在革命工作需要的时候，担负起了培养革命后代的工作，这是多么祟高的精神境界！

    上海解放了，曾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全家在上海团聚后，曾山和邓六金给孩子们开了个会，给他们讲以前的革命历史，讲江西土地革命，讲皖南抗日的困难，讲山东打仗的艰辛。现在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本质不能变。他们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原则：一是吃饭吃饱、不饿肚子就行，不能挑三捡四；二是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衣服破了补一补，大的不能穿了小的穿，不能和别的同学讲吃比穿；三是要爱劳动，自己的事自己干，不能依赖别人；四是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五是现在都在上学，要比就比好好学习，看谁学习好。

    1952年，曾山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之职，直至去世。邓六金也一道来到北京。他们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一次，一个孩子回来说：“有人笑我，说我是干部子弟，还穿补丁衣服。”曾山对他说：“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关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就是好传统。”

    第六步：现在过上了好日子，可不忘记乡亲们，经常到故乡走走

    有人说，乡情是浓烈的酒，乡情是清香的茶。在邓六金的记忆里，在她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深深的故乡情节——情系革命老区，思念父老乡亲。

    1999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为曾任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共和国纺织部、交通部、商业部、内务部部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山同志举办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当时，邓六金已是87岁高龄，但她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说话声音洪亮。11日上午是预备会，邓六金满怀深情地给孩子们和工作人员讲起了曾山一家几十年来经受的血与火的磨练和生与死的考验——

    曾山部长的一家，是被毛泽东同志称赞的“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的光荣革命家庭。曾山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里；母亲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她配合丈夫从事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五次被捕，从不屈服；哥哥曾延生，参加过五四运动，1923年入党，曾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赣南特委书记，参加过南昌起义，领导了万安暴动，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竟英一起被捕，不久双双牺牲在赣州城；弟弟曾炳生，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于九江沙河……讲到这里，邓六金若有所思地把话锋一转：“曾山同志在世时经常讲，我们的江山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可不能忘了老区人民！”

    1982年夏天，邓六金离职休养后，和陈兰、李人俊等老战友，来到昔日战斗过的皖南、苏北等地，走访了20多个县，行程上千公里。次年，他们又来到闽西老区。邓六金是闽西上杭人，1929年5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率领的红四军来到闽南，17岁邓六金和她的两个姐姐凤金、来金都参加了红军，被称为闽西的“三只金凤凰”。回到这块养育过革命、也养育过自己的土地，邓六金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可一些老区的学校还破破烂烂，教室里连凳子也没有，孩子们站着听课；有的孩子甚至连学校也上不起。邓六金感到深深的自责。回京后，她和陈兰等同志一起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应当给皖南老区派出医疗队，给闽西老区增拨教育经费。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在他们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当这两个问题先后得到解决时，邓六金欣慰地笑了。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为老区人民做点事更令人高兴了。她常说：“树高千丈不能忘了根，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衣食父母、父老乡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