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与邓六金夫妇。（中红网红色图库）
解放战争时期，邓六金（前排右一）和保育院的孩子们。（中红网红色图库）
新中国成立后，邓六金（前排左一）和同事们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女红军姐妹们再次相聚：邓六金（右三），彭儒（左三），钟月林（左二），曾志（右二）。（中红网红色图库）
晚年邓六金风采依旧。（中红网红色图库）
邓六金在观看画册。（中红网红色图库）
邓六金故居，位于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中红网红色图库）
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女红军街上的邓六金当年的住处。（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4年5月26日电（江山）
邓六金简历：邓六金（1911——2003），女，1911年9月出生，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人。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央主力红军中参加过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福建省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县委妇女部长，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部长、中共庆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皖南、皖中、苏北、山东等地工作，担任过东南局妇女部巡视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干事，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院长，至1953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2月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等职务。1982年12月离职休养。是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3年7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比曾山晚逝世31年。
第一步：身为童养媳的邓六金，毅然参加了共产党
191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降生在灾难深重的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一个贫苦人家。这家男主人是个货郎,整天走乡串村,一家人仍不得温饱。因此,按理说，生儿育女应该是个高兴的日子,可生活窘迫的主人却紧锁眉头,瞥了一眼新生的婴儿,哀声叹气地说:“要是个儿子有多好,多子多福,怎偏偏……女的有什么用?”
这个刚出生的女婴,就是邓六金。因为她生下来十几天即被生母送人,小小年纪时又被继母卖到邻近的石院坑作童养媳。养父姓李,走起路来有点跛脚,但为人却正直。邓六金刚记事时,家庭生活极其艰辛,多次碰上地主、乡丁赶在年关之夜打上家门逼债,将刚刚上桌的一点过年肉饭和豆腐连锅端走。这也是她早年义无返顾地参加共产党这支“为贫苦人打天下的队伍”的决定因素。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来到了闽南，革命的火种迅速传播开来。这年冬天，红军来到上杭县旧县乡石院坑。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抢东西，共产共妻抢女人。”老百姓都逃到山上藏起来了。天性好动、胆大心细的邓六金，想知道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就下山去观察，结果她成了全村第一个认识红军的人，成了村里的“红军通”。她和好友傅才秀成为红军与百姓之间的联系人。
1930年，邓六金20岁了。她的养父养母为传续香火，欲招赘一个出家的道士做“半个儿子”。邓六金反对这个包办婚姻，又无法说服养父养母，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红军的开导和影响下,邓六金经过艰苦磨练，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很快与傅才秀等一道组织起儿童团、赤卫队、妇女会等组织,开始了为天下受苦人谋翻身,求解放的斗争，积极参与本地的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自编自唱革命山歌，干得热火朝天。他们迫切地要求加入党组织，党组织也有意培养她们。
193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乡苏维埃主席通知邓六金和傅才秀到山上去。她俩深更半夜秘密摸到山上，来到一片小树林，才得知自己的入党申请已被组织批准。乡苏维埃主席在树枝上挂上写有入党训词的红布，倒了一碗酒，杀了一只鸡，把鸡血倒进酒碗里。邓六金等几个新党员每人都喝了一口血酒，举手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纪律，严守机密，服从组织，永不叛党，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数十年后，当历经磨难、忠贞不改的邓六金年届90高龄时，回想起1931年喝血酒宣誓入党的情景时，她在接受《党员特刊》记者采访时说：“回顾一生走过的路，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去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的诺言，建立了新中国。但任务还很重，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第二步：从福建上杭来到江西瑞金，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邓六金入党后，先后担任福建省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中共上杭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长,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等职。
1934年四五月间，山道上走着一位红军女战士，满山的杜鹃，映着她红扑扑的秀丽的脸庞和蓝六角帽上缀的红星，越发显得英姿飒爽。她就是22岁的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奉命从福建汀州来到江西瑞金设在叶坪的中央党校学习。在这里,年轻的邓六金学习了政治、军事、文化,进一步树立了革命终生的奋斗目标,思想政治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成熟起来。
有一天,他们接到通知:明天周恩来同志来给学员作报告。邓六金听了心情异常激动。周恩来终于来了,整个学校沸腾了。他由学校校长陪同来到会场,亲切地慰问道:“你们辛苦了!”接着又乐呵呵地说道:“没想到你们都很年轻啊!”当校长简单致词后,周恩来立即迈开矫健的步伐登上讲台,滔滔不绝。邓六金等一班人一直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周围静悄悄,惟有一个宏亮的声音回荡着。周恩来精明、干练、机敏、果决,邓六金素有所闻,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他是那么年轻,那么富有才华。当时的周恩来30多岁,伟岸魁梧,脸上留着胡须,略带苏北口音,气宇轩昂。他从苏联的十月革命讲到了中国土地革命,旁征博引,极富有感染力。当他说到“苏联劳动人民已经当家做了主人,我们中国的革命也一定能够胜利”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的这句话，令邓六金终身难忘,很受鼓舞,对党和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在中央党校，邓六金意外地遇见了因遭受“反罗明路线”斗争而被罢黜的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原来他调在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长。罗明关切地问道：“岩、永、杭前线的情况怎样?”邓六金脱下军帽扇风，掠了掠短发，眉宇显得凝重地说：“龙岩、清流、连城相继失守，省委常委李明光同志牺牲，永定、上杭的苏区也大大收缩了。”
一阵难言的沉默，邓六金扬起头说：“毛主席在叶坪吗?我们能见到他吗?!”
罗明长叹一声，不好说什么，他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和江西“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实质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三个月前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周恩来因在前线缺席)，竟然不让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参加。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方针，提出“分兵六路”、“御敌于国门之外”，认为这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表明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央苏区处于极端危险之中。邓六金毕竟很年轻，她还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急形势。虽然在实践中，她对反“罗明路线”感到疑惑，对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方方等遭受打击很不理解，但她做梦也不会相信毛主席也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在她的心目中，这片中央苏区的土地，是毛主席和红四军创建的，是朱毛红军1929年5月解放了她的家乡，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带领村里的妹子们，剪掉辫子，成立了少年先锋队，不久她脱产当了旧县区委青年干事，领着10多位妇女当了红军。她和一同参加革命的大姐邓来金、四姐邓凤金，被称为苏区的“三朵金花”。邓六金从一位农村姑娘，在斗争中成长为中共上杭县委巡视员、县委妇女部长，21岁时当了省委妇女部长。她的世界，是同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连结在一起的。中央苏区离不开毛主席，她这次来学习，也就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
邓六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认识了来自前线和各地的学员，逐步深入了解了形势的严峻。因敌机常来空袭瑞金，党校和中央机关从叶坪搬到沙州坝。7月，当广昌失守后，兴国、宁都、石城危急。方方在瑞金接受任务，率领闽西红军独立第九团前往永安开展游击战，寻淮洲、粟裕、乐少华领导的红七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北、闽东、浙西挺进，意在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并派刘少奇出任福建省委书记，以加强中央苏区的东部屏障。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未能奏效。八万精锐的中央红军，被困于越来越缩小的中央苏区。
邓六金终于听说，毛主席确实不在中央，他领着贺子珍和3岁的儿子毛毛，单独住在云石山。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自己到于都前线去了解情况，却病倒在那里。邓六金遇见原在汀州熟悉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他刚从于都前线救治毛主席回来，告诉了她这一情况。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毛主席曾提出红军主力“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博古、李德设在“白房子”的军事指挥中心所接受。
第三步：从中央党校来到前线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抬担架吐了血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为补充前线红军“打消耗战”的损失，邓六金、吴富莲等学员曾被紧急派回闽西苏区做“扩红”工作，动员闽西子弟参军。这年10月，她们又奉命回到中央党校，这时红军准备开始长征,实行战略转移。
一天，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李维汉)召见邓六金、吴富莲、危秀英，对她们说：“中央决定，你们几个女同志，准备到前方去。”
邓六金听说上前线，非常高兴。她立刻打起背包，到中央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报到。她惊奇地在这支连队里见到了中央苏区德高望重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红军大姐，还有博古的夫人刘群先，罗迈的夫人金维映，就是同自己一同自闽西出来的吴富莲，也是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的夫人。只有她邓六金、危秀英（长征到陕北后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刘英（长征到陕北后与张闻天结婚）和谢飞（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少奇结婚）等几个单身的年轻女子，而且被分配的职务是“政治战士”。担任过省委妇女部长的邓六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上前线，而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自己今后将随着这支古今中外从未曾有过的“特殊连队”行动了。
当邓六金随着这支特殊连队离开瑞金城向西进发，她还不知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她英姿勃勃地走在队伍里，扬手向中央苏区的父老乡亲告别。她望见了给“特殊连队”送行的人群中，有原福建省苏维埃主席、现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的张鼎丞，也望见了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后来成为她终生伴侣的曾山。她忽然想到，他们都将留在中央苏区，而自己随着这支特殊的连队，不知将走向何处的远方。
当邓六金走出中央苏区很远的时候，才知道在中央红军行进的队伍里，女同志总共只有30名，而闽西苏区出来的女同志只有邓六金、吴富莲、谢小梅3人。在长征途中攻占娄山关时，三军团民运部长罗明负了重伤，中央决定把他留在贵阳养伤并开展地方工作，谢小梅也留下来照顾他。后来被派到张国焘的左路军的吴富莲，率领妇女先锋团参加西路军北出祁连山时壮烈牺牲。最后只有邓六金一人，成为胜利地到达陕北的唯一的闽西苏区的女儿。
邓六金等女红军们在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们的老弱病残。邓六金负责伤病员的护理工作。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邓六金在夜行军中还要用担架抬着伤员。
有一次,一个双腿负伤的红军战士走不了路,一时找不到担架夫,邓六金便自告奋勇地抬起了担架。当红军战士昏迷醒来,见是位女红军战士抬着他行军,无论如何不肯,一把抓住邓六金的胳膊要她放下。任凭怎么说,邓六金就是不依。直到首长过来,下命令让他躺下才行。一路下来,邓六金抬着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整整走了三天,直累得咯出了血,两只脚都走烂了。
邓六金凭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和男同志一起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度过艰难困苦的长征。在长达一年之久的长征中,几乎所有的女同志都没有了月经。1935年10月,她们终于到达了陕北之后,大家身体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第四步：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与曾山相识并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人、知识分子都纷纷自发地云集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在延安，中央建立了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机构，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邓六金，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危秀英任副部长。
一天，危秀英拉着邓六金的手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邓六金颇感神秘地跟着危秀英来到中央机关的一间破旧窑洞里，只见面前站立着一位高高瘦瘦、眉清目秀、里里外外透出坚毅刚强性格的人。危秀英指着他说：“这位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转而又指着邓六金，“这位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同志。”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现在延安见到面，大家都很激动。
曾山热情地招呼她们坐下，交谈中讲述了自己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的经历：他率领一个团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后，与敌人在广昌周旋了一段时间，便突出重围转到粤赣边区去。不久又与强敌遭遇，经历了多次突围，伤亡惨重。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带领突围，另一路由战友胡海带领突围。就在分手时刻，他从挎包里掏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4个字的红旗，对即将生死离别的战友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起来作纪念。”就这样，他拿有“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拿了“奋斗”两字的半面，互道珍重，各自率队突围。他怀揣着“艰苦”半面旗帜，心系着“奋斗”革命意志，历经艰险，最后剩下孤身一人，仍不灰心，不气馁，冒着到处张贴“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悬赏布告的风险，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挑着油篓闯进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后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到延安。这是邓六金第一次见到曾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
邓六金笫二次见到曾山，是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曾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会后，中央决定委派邓六金等20多位同志去华东地方工作。在离开延安经西安去南昌途中，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致使他们在西安期间逗留了很长时间。也就是在这等待过程中，曾山与邓六金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相互了解彼此的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并产生了感情。不久他们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得到组织批准，随后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结婚仪式。两天后，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曾山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从重庆坐飞机到南昌。
在邓六金的记忆中，虽然她与曾山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但能感觉到，曾山善良、稳重、可靠、作风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当时，曾山是个高级领导干部，但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给她。在他们看来，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福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不悔当初的选择，恩重有加。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志同道合的男女走到一起，结为革命伴侣。曾山和邓六金，就是其中的一对。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体现了一对革命伴侣无私的共产主义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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