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人民总理，不理个人及家庭一丝一毫私利，全心全意、一心一意总理人民利益。他将国家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允许家庭及亲属“沾国家”任何便宜。群众路线教育中，领导干部要以周恩来为榜样，对照检查个人的家庭观怎么样？

    不许妻子到政府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这是周恩来从一国总理的角度出发，对妻子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召集亲友开了一个会，耐心地解释徇私情的危害。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  严于律己

    周恩来任总理27年，在总理生涯中，他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他制定的“十条家规”，体现了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写照，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

    对晚辈，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来不及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仍然面临着如何过“亲属关”的问题，周恩来这些40多年前的论述真可谓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