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的乌兰巴托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没有楼房，都是木板房，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广场中间有许多栓马桩，牧民骑马进城，可以把马栓在那里，然后去市场买东西。夏天的时候牧民把牛羊也赶来，在广场上搭蒙古包，就在那里过夜。广场上还经常看到喝醉酒的醉汉，横七竖八躺在那里，我小时候看见他们心里很害怕。

    我们在乌兰巴托人民广场西侧的木板房安顿下来，蒙古内务部的同志送来食品和日用品，同时宣布纪律谁都不许私自上街，他说这是保密需要。过了几天，大人们觉得憋闷，就向蒙方提出要找工作，减轻蒙方的接待压力。经过几次交涉，蒙方同意了，但严格规定不得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蒙方根据不同人的情况，分别给予安排：张晖阿姨（王再天夫人）当了图书管理员；周吉阿姨（王铎夫人）当了广播员；赵雅阿姨当了小学教员，还有的阿姨当了医生等等。我妈妈伊力当了山西梆子剧团的导演，大家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能自食其力了，不光靠蒙方供养。

    撤退途中，组织上分配给我妈一个蒙古族小战士，名叫斯楞，其实他还是个孩子呢，只有10岁，一路上我妈没少照顾他。到了乌兰巴托，白天我妈要去剧团上班，晚上散了戏才能回家，就把我和弟弟托给斯楞看管。斯楞年纪小贪玩，乘我妈妈不在，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屋里，自己跑出去玩。

    我和弟弟都太小，干什么玩呢？我看见隔壁蒙古阿姨蹲在地上擦地板，觉得挺好玩的。就把水缸里的水舀出来，沷在地板上，我把弟弟从床上放到地上，让他在水里来回爬擦地板，我自己也用墩布在那擦地板。我妈妈在剧院上班，对家里放心不下，中途请假跑回家来，推门一看，她完全惊呆了，家里到处都是水，所有的东西都泡在水里，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由于我太淘气了，妈妈不敢把我放在家里，就带着我一起上班。她在台上排戏，我就坐在长凳上看戏。晚上正式演出，我妈在后台忙，我就在前台看戏，看着看着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自己不在剧场，已经睡在家里，我还纳闷我是怎么回来的，其实我是我妈妈抱回来的。
剧场门前的空地上，有一个中国老汉打把式卖艺，特别喜欢我，经常买糖给我吃，还给我下腰，教我翻跟头，我也喜欢和他玩。有一天，中国老汉向我妈提出要收我为徒弟，管吃管住。我妈吓坏了，生怕他是人贩子，要拐卖我。由此，再不敢带我去剧场。家里没人看，剧场也不能去，妈妈只好狠一狠心，把我送到蒙古人的幼儿园。幼儿园离家很远，只能送全托，一个星期才接我一次。为这个事，我妈哭过好几次，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初进幼儿园，我一句蒙古话也听不懂，小朋友谁也不和我玩。蒙古教师对我说：“米尼呼，哈别那”。意思是小孩子，快过来。我听不懂，站着不动。她又叫我：“齐布尔呼”，这是她为我起的蒙古名，意为讲卫生的小孩子，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叫我。到了吃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坐在那里，等老师分面包。我感到饿了，上去就抢，往嘴里塞。老师看我不守纪律，就叫我站起来，到墙根罚站。

    初进幼儿园我感到孤独、恐惧。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知道了老师喜欢我，不因我是中国孩子岐视我。我很快就能听蒙语，还能说许多日常用语，小朋友们也愿意和我玩了。有一天，星期天回到家里，我妈妈突然发现我的蒙古语比她讲的好一大截，她不得不向我学习蒙语了。不但我妈向我学，就连张晖阿姨、周吉阿姨也向我学习蒙语。

    时间过的真快，我的蒙语突飞猛进，汉语反而说不好了，经常结结巴巴的，别人都听不懂。有时和妈妈说话也要用蒙语，成了名符其实的小蒙古。后来，我回国上小学，我的外号就叫“小蒙古”。在幼儿园的生活很幸福，每天有牛奶、面包，我也一天天长大了。但突然意外发生了：幼儿园一个蒙古叔叔端着一大铁盆开水，我迎着他跑来，居然他没看见我，我也没看到他，我一头撞进他怀里，他手一松，把一大盆开水扣在我头上。我整头深度烫伤，头发全部烫掉了，马上被送到苏军医院抢救，有几天的时间昏迷不醒，我妈听到消息吓得昏死过去，她担心我的脸上会留下伤疤，担心我再也长不出头发。但是，幸运的是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脸上也没有落下伤疤，我妈悬着的心这才落下了。

    常言说祸不单行，我刚躲过一劫，便又遭一难，幼儿园里打预防针，医生摁住我的胳膊给我打针，我怕疼，使劲摇晃，一下子医生的针头断在我的胳膊里，把医生吓傻了。他听人说过针头进入血管，能顺着血管流到心脏，这人就会没命了。他赶紧找来橡皮管扎住我的胳膊，又是送到苏军医院抢救。苏联医生医术很高明，割了一个很长的口子，终于找到了针头。我的伤口很长，缝了十几针，还打了麻药，我躺在医院里一个多月才好了。我的胳膊没有脸那么幸运，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伤疤，夏天穿短袖衣都可以看到。不过，小时候看伤疤很长，长大后胳膊长长了，伤疤显得比小时候小。我两次大难不死，要感谢抢救我的苏联医生，还有为我输血的蒙古老师和阿姨。这些不知道姓名的人，是跟白求恩大夫一样的、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好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外蒙古呆到第二个年头，国内传来消息，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那是在1947年5月1日。又过了一年，内蒙古的革命形势逐渐明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我们一行40多人终于绕道阿尔山山口，从阿尔山口岸回国了。内蒙古党委派胡昭衡叔叔的爱人林以行到阿尔山山口迎接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948年5月份，我在外蒙古整整呆了三个年头。60年后，2008年我专程去过一次阿尔山边境，那里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口岸建设。我久久地望着我们回国的方向，望着蒙古共和国，心潮澎湃、眼泪满面。这三年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三年，我永远不会忘记蒙古人民、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