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红四方面军到达户县傍徨镇，徐向前、陈昌浩指挥歼胡宗南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千人，才转危为安。战斗中，红十师师长曹光南壮烈牺牲。

    就在这时，红四方面军收到中央11月27日的来电。其大意是：返回鄂豫边区，恢复苏区。中央的这一指示，远远脱离了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此时的客观的形势使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12月2日，红四方面军到达周至县以南马召镇附近的新口子时，又被敌骑兵所阻，没能通过。这时，后面有大量追兵，红四方面军要想回鄂豫边区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总部只好决定翻越秦岭，向南发展。从新口子出发，进入苍莽崇峻的万山丛中。此时天更冷了。红军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翻越了9座海拔2000米至4000米高的大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9日抵达秦岭南麓的水河口。徐向前率部先行一步弄清前面的敌情。张国焘在小河口组织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这个会议是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召开的呢？张国焘自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实行家长制领导，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搞“左”的一套，许多同志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部队跳到外线，被迫无止境地长途转移，有些同志想不通，张国焘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行动部署，因而更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酝酿，要派人去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求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科学习过，她去做陈昌浩的工作，想争取陈昌浩的同情和支持。陈昌浩当然不会赞同，并将此事向张国焘报告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召开了小河口会议。会上，曾中生、旷继勋、张琴秋、朱光、余笃三等人对张国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批评，并要求把红四方面军以后的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张国焘表示欢迎大家提意见，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另一方面，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不置可否，更不上报中央。

    在小河口、秦岭出口许家庙、沈贤村地区，红四方面军帮助当地党建立了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并送给枪120余支和部分经费。

    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县以南的钟家沟。原本打算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从陕南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得知，四川军阀混战，川北敌人的防务极为空虚，红军回旋余地也大，特别是川北一带又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为此，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明确提出到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25日，许世友率红十二师解放通江城。

    1933年1月23日，红十二师及红十一师三十二团解放巴中县城。

    2月1日，红七十三师及红二一八团占领南江县城。

    1933年2月7日，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通江城召开。到会的地方和军队代表有500余人，会议历时一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书记。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重要决议。大会议定创办省委机关报《共产党》以指导工作，组建每期接受学员200至300人的川陕省委党校以培养干部。
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到会代表150多人。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工农民主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并通过《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机构。

    至此，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川北的人民用歌声来表达对红军、共产党的拥护和感激：

    红军同志来这方，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世道变了样。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四个月，红四方面军共歼敌2.4万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田颂尧部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至此，以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人，进入了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6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木门场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00多名红军领导干部，徐向前和陈昌浩主持了会议。会上，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取得了胜利，意义非同小可。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有了更大的发展，再次进行整编，由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全军共4万余人。

    此时，形势对红四方面军十分有利，于是徐向前提出了向敌人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即红军乘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集中红军主力，进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

    8月12一18日，笫一仗仪南战役，红四方面军总共歼敌3000余名，缴枪1000余支。通过这次战役，红四方面军解放了仪陇县城及其大部地区，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的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和西宁强县一部，尤其大批盐井的夺取，意义重大。此外，部队经过实战，锻炼了大批新兵，提高了山地作战能力，也是很大收获。

    9月24日一10月3日，笫二仗，营(山)渠(县)战役，历时10天，共歼灭敌杨森部的笫一混成旅大部，笫二、第三、笫五混成旅各一部，毙敌笫十四团团长程栋梁以下1000余人，俘敌第二团团长雍受康以下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500余支。解放了营山、渠县大部和蓬安县嘉陵江以东的广大地区，根据地也向南扩展100余里。新区90万群众，积极进行分粮、分田，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热烈参加红军，情绪极为高涨。

    10月16日，笫三仗，宣(汉)达(县)战役，历时11天，获得了巨大胜利。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3座县城，刘存厚的笫二十三军遭到重大打击，其中6个团全部或大部就歼。红四方面军毙敌1000余人，生俘3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子弹500余万发，银元100多万块，棉布20万匹，棉衣20万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等物资。

    红四方面军从8月到10月连续3次进攻战役的节节胜利，使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罗南辉任副军长。这样红四方面军所辖的4个军增为5个军，总人数达8万余人，根据地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地区，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0多万人。全川军阀为之震动。

    10月4日，蒋介石令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发起大规模的六路围攻，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特拨款200万元，枪1万余支，子弹500万发资助，望诸位同心一致，共剿此匪，限3个月肃清。

    1934年1月至11月上旬反六路围攻结束。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党政工作会议上说：”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啦，红军共歼敌8万多人，缴枪3万多支，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为表扬在战斗中功绩突出的部队，特授予九军七十三团以’攻如猛虎’奖旗；授予九军七十五团以’守如泰山’奖旗；授予三十军二六三团以’钢军’奖旗；授予三十军二七四团以’夜袭常胜军’奖旗；授予三十三军二六九团以’百发百中’奖旗”。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徐向前提出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红四军2个师7个团；红九军2个师6个团；红三十军3个师9个团；红三十一军2个师6个团；红三十三军2个师4个团。全军共11个师32个团。此外，红四方面军的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共5个连；各游击指挥部所属的武装，合编为独立笫一师和笫二师；原在大别山时叫彭杨干部学校，改称红军大学。

    正当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在进行反蒋介石笫五次”围剿”的斗争。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掌握红军军事领导权的博古、李德，抛弃历次反”围剿”总结出的经验，排斥正确意见，要拒敌于国门之外，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最终，广昌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向西突围的长征路。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到达贵州。

    1935年1月上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确定了王稼祥、周恩来、毛泽东三人组。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又给红四方面军来电称：其意思是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

    1月22曰，红四方面军为实施向西发展根据地的计划，总部决定：立即组织广(元)昭(化)战役。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激烈战斗，红军全歼敌补充旅笫一团两个营，其另一个营由大坝口来援，也大部被歼。这次战役，红九军笫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和红三十军笫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牺牲。

    1月26日，红四方面军撤围广、昭，执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准备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

    2月16日，中央军委来电说：大意是“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至此，红四方面军声东击西，不断有力地打击敌人，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城外，全被红四方面军控制，扫清了渡江作战的障碍。3月11日，红四方面军致电中央军委，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定。

    1935年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在苍溪附近至阆中以北的3个渡河点，主渡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以红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从塔子山强行突破后即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三十一军消灭该地守敌；以红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过江，直插剑门关，进而向广元、昭化进攻，保障右翼安全；以红九军从阆中以北附近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以红四军为第二梯队，接第一梯队于苍溪地区渡江，主力相机向梓潼方向发展；红四方面军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上，掩护红三十军强渡。徐向前下达渡江命令。如同万箭齐发驶向对岸。红四方面军抢渡嘉陵江，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开始。

    1935年6月初的一天，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李先念率部完成迎接中央红军的任务。命令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为先头部队，进入懋功(小金县)，打开中央红军北上之通道。

    6月12日，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第四团在达维胜利会合。喜讯传来，李先念立即向驻在理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了这个好消息。6月14日晚，在达维镇，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联欢。红四方面军把早已准备好的大批牦牛肉、粮食、红军服装，以及武器等送给了中央红军。

    6月26一30日，懋功两河口，喇嘛庙里。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凯丰、刘少奇、刘伯承、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会议通过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6月30日，中央、中革军委离开两河口北进。同一天张国焘也离开两河口返往茂县。张国焘认为，除了朱德之外，其他人如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都不支持他。他认为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对于中央委任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张国焘也有不满，觉得自己拥有8万大军，只给个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未免有点小看了他。张国焘认为中央之所以给个军委副主席，是出自急于控制红四方面军的意图，也就是由中央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达到立即实行北上的目的。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系便越来越僵。

    7月18日，芦花，藏民的住宅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提出人事安排初步方案：”军委设总司令，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在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的提案：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总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当天，中革军委通知各军团首长，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朱德同志兼任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芦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博古、王稼祥、李富春、邓发、凯丰、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首先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情况。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陈昌浩对部队的政治工作作了简略的汇报。

    7月22日，芦花。这一天徐向前、陈昌浩因忙于指挥部队行动，没来参加会议。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毛泽东发言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笫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张国焘听到毛泽东批评红四方面军的缺点，待毛泽东话刚完，张国焘就辩解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张国焘接着说：”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刻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能胜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万，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会场一片沉默。

    博古发言，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红四方面军应给予正确的估量。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朱德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他主张：”目前，我们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应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
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首先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力，同时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会议最后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成绩，认为红四方面军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实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执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对蒋介石和各地军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同时，会议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笫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

    芦花会议后，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经过长途拔涉，于7月28曰到达毛儿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北进夏河进入甘南。张国焘提出：分左、右两路行动。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

    8月3曰，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决定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博古等。会议开始后，张闻天首先作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接着大家讨论。对于沙窝会议的结果，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笫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

    8月15曰，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出发了，向阿坝前进。

    8月20曰，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博古、陈昌洛、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此时，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率左路军出发，叶剑英率部先行，彭德怀三军殿后，因而他们均未参加会议。会议研究分析了敌我情况，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并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8月26日，红军右路军一走出草地，就侦察到包座一带的敌情。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建议，攻打包座由红四方面军担任主攻，中央立即批准。

    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四方面军，马上投入了战斗。徐向前命令：红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红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主阵地大戒寺之敌；以红八十八师两个团和红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伏于上包座西北地区山林之中，准备打援；红四军为助攻部队，集中于巴西和班佑地区侍机，并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从8月29日至31日，攻击求吉寺的红四军一部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全歼守敌。躲在大戒寺的敌200多人，见援兵被歼，知道再顽抗下去已没有什么希望，一个个举手缴械投降。

    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消灭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一个整编师，打开了红军通向甘南的大门，总计毙敌4000多人，俘敌800多，缴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还有大批粮食、牛羊。这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以后的笫一个漂亮战，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为使左路军北上致朱德、张国焘电>>。

    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说：上游侦察七十里，即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9月10日凌晨两点，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单独带领红一、三军出走北上。至此，红一、四方面军分裂。

    中央率陕甘支队红军北上后，徐向前、陈昌浩按张国焘命令，率红四方面军的笫九军、三十军以及红军大学部队人员，从包座转过头来，要返回毛儿盖，南下去和左路军会合。

    1936年10月9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城。10月10日，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和发表通电。

    10月27日凌晨至27日，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五军在靖远虎豹口渡黄河后，21800余名红军将士即开始了艰苦而悲壮的西征。在景泰接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西路军，即11月11日，中央命令河西纵队组成西路军，中央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主要领导者们向中央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即石窝会议后，徐、陈脱离部队，红三十军剩下的10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红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名骑兵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等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剩下的10余名干部和红三十军一块行动。
   
    红西路军成建制的部队，就是李先念、程世才最后带领600余人，经过四十多天，在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的祁连山中行军，吃皮带，吃雪，没水没盐。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李卓然回忆地说：比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其中的困难的。终于走出了祁连山，进入安西（现叫瓜州）。李特当即派人侦查得知城内仅有敌人一个排驻守。谁知，在我们夜晚突袭时，敌马步康旅先头团已于夜晚进入安西，后续部队还在路上飞速赶来，攻城战斗一打响，就遭到了敌人猛烈火力阻击，敌人步骑兵冲出城来，于是，命令攻城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城西郊五营村、王家屯庄转移。坚守了一整天，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等壮烈牺牲。激战至晚，终于突出重围，急行军九十余里，于二十六日佛晓到达白墩子。这是入疆的要隘。(西天取经时的唐僧曾路过居此，禁烟林则徐被发配新疆时，以及出疆都是路居此地)刚到这就准备做饭，谁知马骑兵又追来了，红军与敌在这里又战了一场，一直坚持到天黑时，撤到了三十里外的红柳园。红柳园战斗，是一场激烈的反敌围歼的突围战，红军奋力抗击，毙伤敌营长马如良以下六十余人，红军一百余人被俘，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刘武雄、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等英勇牺牲。最终红军大部突围出。

    这就是国共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枪在这里结束。而不是五个月前的河东部队山城堡上。要正视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最后，保存了四百二十余人的骨干力量，进入新疆星星峡(个人、组织营救回到延安达4000多人)。

    河东部队接受徐向前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继续阻击南敌，掩护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西渡黄河。

    红四军、红三十一军(2.5万人)，以及红军总部、红军大学、医院、后勤等共29000余人战斗在黄河以东的陕甘宁。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在山城堡战役中并肩战斗，共歼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2个团，击落敌机一架。这是陕甘宁战场上最大的一场战役。至此，红军时期与国民党在陕甘宁地区的战斗结束。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与国民党在南京终于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一二九师的部队有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三十一军，还有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红一、二、三、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共1、3万多人。

    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2个旅，1个教导团，5个直属营。其中，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

    1937年9月6日，在陕西省西安北的三原县石桥镇，天下着雨，一二九师的队伍整齐排列在旷野里，当时全部已换上国民党军服装，大多数都想不开，更不愿戴十二角星的国民党帽。刘伯承向全体指战员讲：“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告别吧。”并发布命令：现在换帽。所有的人都将摘下的红星军帽揣进怀里，没有言语，只有细细沙沙作响。

    改编后，一二九师立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最前线，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巨大的不朽功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路军余部从新疆乌鲁木齐先后回到延安，随即又奔赴抗日前线。这些干部战士为我军未来通讯兵、汽车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创建骨干作用。

    李先念，1938年冬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1939年1月进入鄂豫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支队、挺进纵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1945年6月，李先念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率部成功地进行了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笫一枪。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李卓然，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
程世才，曾任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三、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及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之后，红四方面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坚守大别山革命椐据地，主力撤离鄂豫皖，实行战略转移，一路征战，跨过京汉线，涉汉水，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12月18日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进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才开始有了川陕苏区。他们把在鄂豫皖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带到了川陕新苏区。在四川军阀(尧、刘湘、刘文辉)混战结束后，四川之敌就向红四方面军进行通力“围剿”，但红四方面军在老百姓的支持下，于1933年上半年粉碎了敌军“三路围攻”，继而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到这年10月，以通、南、巴为中心，根据地总面积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包括8座县城，人口约500万，建立有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部队也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经过1年的艰苦斗争，一个新的局面已经打开。这又是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开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到了西北。这对于“星星之火”燎遍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地评价了川陕根据地的历史作用，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资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如是说：川陕苏区这样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过去宣传的不够，在全国范围了解的不多。就我来说，也是到这里之后才有这样的实际感受。

    关于红四方面军撤出通南巴到川陕苏区，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中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并着重讲了三点。第一，这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蒋介石以200个团的兵力实行“川陕会剿”，四方面军腹背受敌，舍弃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在战略指导原则上是应当允许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向甘南发展，这是失策。第二，川陕根据地后期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这个客观原因不能不考虑。红军在这里两年多打了16个月的大仗，造成了各方面巨大的消耗。再加上张国焘推行鄂豫皖时期的那套“左”的政策，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耗尽。红军只有转移，以图生存和发展。第三，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一方面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另一方面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一直将此作为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寻找机会进行配合。这一点，红四方面军是坚定不移的。如果不是为此，红四方面军就直接出西北方向，另作他图了。能够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正说明了红四方面军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一是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的策应作用。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从1934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军队一直前堵后追，在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为此，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中央为了尽快改变这个局面，曾发电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面努力未果后，最后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以策应中央红军。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抢渡嘉陵江后开始的长征路。那时，中央红军还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追堵的喘不过气来，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红四方面军强度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地缓解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获悉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然，有如前述，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决定了红四方面军转移的方向。红四方面军长征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

    二是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红四方面军在进入松潘、理县、茂县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过冕宁，正向大渡江挺近。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迎接中央红军作为首要任务，并进行三项重要准备：笫一，确定由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率先遣队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第二，要求各部队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等，作为慰问品；并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随先遣队走，待两军会师后，补充给中央红军。第三，要求广大干部和战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红四方面军在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物资后，先头部队即出发西进，星夜兼程，于6月上旬攻克懋功（今小金）县城，抵达维镇。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6月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过雪山，受到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达维会师后，两支部队的指战员相互间开展慰劳活动。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县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劳品，最难得的是筹集到数十万斤粮食，还有上千件红军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鞋子、袜子等。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李先念和傅钟分别给聂荣臻和邓小平一匹骡子和一匹马。中央红军的同志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的同志。邓小平后来说：“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红四方面军尤其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刘瑞龙任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时，红四方面军组织了一个由20名石匠组成的錾字队，在悬崖峭壁上将红军的标语口号镌刻成大字。这就是后来有名的“红军石刻文化”。川陕革命根据地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4000多条。这是在其他苏区罕见的，目前已经成为珍贵的文化景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藏有3000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6000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令》巨幅石刻原件。还有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这幅石刻，字高5.5米，宽4.7米；字道深0.35米，宽0.7米，笔画内可卧下一人；字间距离7.1米。整个字幅面积300平方米，标语离地面15米。它刻在距通江县城60公里的一座大山的悬崖上，书法工整，笔力遒劲，雄踞群山之巅，数十里外清晰可见。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一路刻下了很多的大字标语进行宣传。仅苍溪县就保存有1000余幅石刻标语和群众送亲人参加红军的生动图画。见到的较多的标语有：”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是革命为民族独立的唯一领导者”、”只有工农红军才是抗日反帝的急先锋”、”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等。这些红军石刻标语，已成为这些地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四是红四方面军在所经过地区也发挥了“播种机”的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是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公开打旗帜。即使另立中央，也是打着马列旗号，蛊惑人心，进行蒙骗。广大指战员对党是忠诚的，对长征是坚定的，对群众工作是积极的。红四方面军三次进出藏区黑水县，逗留时间150多天，最多时约9万人次驻扎和过往，在境内开展了许多活动。比如：曾多次派代表与黑水县各地头人会谈，宣传民族政策。县内一些地方还保留有红军的石刻标语，”共产党是为番民解除痛苦的党”、”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等。帮助藏胞建立了1个区和6个乡苏维埃政权，还分别建立有游击队武装组织。红四方面军在宝兴曾活动四、五个月，不仅成立了县委、还成立了县苏维埃、4个区苏维埃、8个乡苏维埃、44个村苏维埃，赤化了全县。就是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马尔康地区，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仍然在这里建立了6个地方苏维埃和游击队，将根据地由松、理、茂赤区扩大到大小金川地区。红四方面军在这些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于团结藏族人民投入抗日战争，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工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是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共四支部队。中央红军在1935年6月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是1万多人，1935年10月改编成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为7000多人。红四方面军在达维同中央红军会师时为8万多人。这以后由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南下时牺牲1万多人；在甘孜整编时4万余人；重新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为3.7万多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散和牺牲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另一部分到达陕北。结果在延安统计各方面军实有人数时，仍以红四方面军的人居多（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为1.1万余人，红25军在1935年9月抵达陕甘宁苏区时为3400余人，不含他留在陕南的一部分兵约1000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改编为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基本构成第二野战军的主力。新中国授衔的将军，也以原红四方面军的最多。我国的3个将军县，其中两个县（湖北红安和安徽金寨县）多为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红四方面军的军史、战史，以光辉的实践证明：他们是党领导的能征善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革命军队，在整个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