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内涵异于考据学中“实事求是”，是经世致用的方法论。“实事求是，不敢不勉”是湘籍士人的座右铭。城南书院在经世致用方面的教学改革领全国之先。城南书院改制为现代师范学校后，其优良教育传统“实事求是”被制定为学校教养学生要旨。毛泽东求学、工作湖南第一师范8年深得湖南第一师范教养学生要旨堂奥，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把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传统改造成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命题，成为了世界最大政党的思想路线。世界经济全球化后，湖湘文化出现了落寞颓势，需要借鉴党的思想路线中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核，来重构与型塑，实现图强。

    关键词：湖湘文化  城南书院  实事求是  毛泽东

    2013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迎来师范教育110周年校庆和毛泽东一师求学100周年的纪念庆典。众所周知，湖南一师一大批杰出的师生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湖南一师最杰出的贡献是培养了毛泽东，并通过毛泽东，其具有浓郁湘学品格的“实事求是”教旨被发展上升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有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和丰富，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并使新中国在世界共运低潮阶段，一枝独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

    一、“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内涵及其发展

    “实事求是”源于著名史学家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在评价河间献王刘德时用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到了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指出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是做学问必务，如此方能求得正确的结论。到清朝初年，实事求是成为清代学者广泛推崇和普遍运用的治学方法。乾嘉学派甚至把训诂考据称为“实事求是之学”。如著名学者钱大昕就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另一位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2]到了近代，郑关应、梁启超等一批学者也经常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西方学术的基本精神。但湖湘文化研究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标志的是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3]对考据学的实事求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应当肯定的是包含着言必有据的求真精神。基于这种求真精神所进行的名物考证、词义训诂、文字校勘等研究工作，对于整理古代文献与匡正古代经典原貌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但一个学者终其一生皓首穷经,连有些终生埋首故纸堆的著名考据学者也感叹于世无甚裨益。大学者段玉裁晚年盘其一生在《经韵楼集•卷八•朱子小学恭跋》中就感慨说，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略其根本，寻其枝叶，导致最终老大无成，悔之晚矣。

    “实事求是”牌匾在清代曾长时悬挂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堂檐，作为湖湘文化的学术品格，正如清光绪年间湖南巡抚卞宝弟在《湖南通志序》中提出：“实事求是,不敢不勉”，一直勉励湖湘士人治学、修身、治国、平天下。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另蕴新意。湖湘文化的奠基人胡宏对经世致用的重要性有深刻的阐释：“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辩？故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乃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4] 城南书院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创办人为南宋名相张浚及其子张栻。张栻从胡宏处学成后，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办教育的指导思想，“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7] “传道”即读书人要传承儒家道统，担当起儒学继承和发展的责任，体现张栻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弘扬；但张栻进一步提出“传道”的目的、功用在于“济民”，即济世用民、学以致用，体现了他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创新。“传道”与“济民”相辅相成，是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只传道不结合济民是玄虚之教，无异于异端；但只济民而不传道便成无本之学，事实调处则方向不明，方略失当，茫然无措。结合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的艰难时局，张栻重视传道、强调济民的人才目标旨在培养治国安邦、济世用民的“实用”人才。“朱张会讲”后，张栻声名鹊起，标志湖湘文化形成，天下学子以不能卒业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为恨，两书院盛名等于今天的北大清华。湖湘文化要求做学问不能离开经国利民、匡时济世宗旨的经世致用之学，也随之名扬海内，成为儒学三种地域形态之一。湖湘文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践履、重实学，学必须致诸用，而不能只空谈心性，空谈玄理而无入世实践。湖湘文化这一品格成为了在传道上突破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局限的一个重要成就。

    湖湘文化对传统儒学思想的突破，为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所发扬光大。元、清两朝汉族痛失江山的灾难使他更加关注社会实际，“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6]城南书院所祭祀的重要人物一度就是王夫之，郭嵩焘任山长期间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排除干扰，使之最终修成。王夫之作为理学大师，他学术的重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郭嵩焘力举建祠祭祀王夫之，其用意在弘扬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7]

    二、湖南一师教旨对“实事求是”湘学品格的继承与发扬

    在全国考据学盛行之际，湖南士人魏源针砭时弊重张经世致用旗帜，批评考据学家皓首穷经，争治训诂音声，瓜剖瓠析。魏源之后，湘军集团继承和发扬了经世务实传统，扶大清于将倾。翘楚曾国藩就倡导一个“实”字，通信中指出“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8] 将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转化为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另一代表人物左宗棠也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务实之学，指出要“弃虚崇实”，“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9]并设立“求是堂艺局”把“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导原则，明确提出要“求实效”和“实事求是”。 晚晴第一外交家郭嵩焘早年出使西欧，认识到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10]认为要学习西方，讲求实学，改变国力日衰的局面。郭嵩焘为中国教育设计了一条广阔的出路，他从时代的需要出发，要求培养通变之才即具有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才能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才能为中国的富强，建非常之业。[11]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城南书院山长刘凤苞与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也曾先后任城南书院山长等）购买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务报》送至书院，让书院士子得以知时事。这一举动，让城南与岳麓的士子增广了见闻，了解了世界的大事与格局。如其中的《美国兵船之弊》、《论中俄关系》等文章，让学子们知晓时事，养成关心时局的习惯。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湘报》第四十八号抚宪批示载：“请将城南书院每月官课，仿照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命题；山长馆课，仍课四书文，兼课时务等题。”由此可见，城南书院在此次教学变革中把官课已改为西学；但馆课仍由山长负责。此间，城南书院的教学改革，立足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科学大倡的潮流，偏重于科技经济等经世致用方面学科。岳麓书院的改革是比较侧重于经、史方面。这说明当时城南书院在经世致用方面，为其它书院所不能及。

    总之，城南书院从经世致用方面而言，郭嵩焘、左宗堂之于洋务运动；黄兴、程潜之于辛亥革命；张百熙之于中国近代教育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科学方面（格致之学）而言，邹汉勋为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清末数学家丁取忠，提出了解三元一次不定方程的新方法，并运用几何知识，测算出北京和其他地区的纬度等等。[12]城南书院所培养的这些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城南书院经世的精神讲学效果的最好证明。

    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湘籍重臣名相均“过化”于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城南书院，或藏修或传道或求学。有了这么多的湖湘文化名人在城南书院传承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品格，所以即使到了1903年，城南书院改为全省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现代师范学校，其文脉仍得以传承发展。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制定《教养学生之要旨》9条，依次规定为：勤于体育、勇于德行、爱国守法、独立博爱、实事求是、究心哲理、施教之方、教授切实、养成自动。其核心思想集中于第5条的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13]明确要求培养的学生要能注重实际，善于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的能力。学校教育宗旨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凝结着湖湘文化注重现实与实际的传统。青年毛泽东求学、工作湖南第一师范长达8年，《教养学生之要旨》无疑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铺垫了世界观、人生观的底色。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在这时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4]

    三、湖南一师“实事求是”教旨对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型塑

    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孔昭绶在办学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中国实际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的办学宗旨。如对于学制问题，当时国内很多人主张师范教育 “本科四年宜延长为五年或六年”，孔昭绶认为四年较为合适，在杭州参加会议写给教育部的《意见书》中指出“教育惟贵实事求是，是使修业一日即有一日之进步，应学与时俱进不至浪掷时光，否则虽延长一、二年无益”。他主张办学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并制定了学校《教养学生之要旨》。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工作长达8年之久，在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演练场的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博览群书，先博后约，吸取湖湘文化的精髓。面对学校的湖湘文化列贤列家，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表示由衷的折服、仰慕与学习。毛泽东求学时学校的名师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易培基、王季范、袁仲谦、方维夏等，很多都有深厚的湖湘文化的底蕴。他们积极践行《教养学生之要旨》，给予毛泽东成长重要影响。学校名师当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者当推杨昌济。（本文我们仅简述杨昌济对毛泽东成长的影响）杨昌济潜心研究王船山、欣赏魏源胸怀、心折曾国藩坚韧与智慧、推崇谭嗣同仁学与报国之志，深受湖湘文化传统的熏陶；他还出国留学10年，考察欧洲社会与教育发展，可谓学贯中西。他尤其注重船山经世致用之学，并将阅读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立为常课。还将包括魏源在内的湘籍经世思想家的生平以及为官治国、经邦济世的文章和事迹，一一手录抄记，传授给学生。这些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可以得到印证。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一方面究心哲学探求宇宙真理、强身健体；但另一方面，强调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经世务实。在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务实精神，表现在知行关系上特别突出行的重要性。杨昌济就强调：“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15]他经常在课堂上强调“力行”的学问。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载道：“古者为学，重在行事” [16]。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指导下读《伦理学原理》，认为学皆起于实践问题，凡所知者，皆有实行之义务。受此影响毛泽东三次游学，在校期间参与和负责了大量的实践活动，践行知行统一。湖南第一师范“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的教养学生要旨和注重实践的教育要求，构成了一种注重现实实际、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与社会实践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学校《教养学生之要旨》的要求。在勤于体育方面，毛泽东从杨昌济老师那里接受了冷水浴后一直坚持到毕业，认为冷水浴除了可以锻炼体魄外，还可以磨炼意识，锻炼勇猛无畏的精神。毛泽东还常在学校附近靠近湘江的南湖港和桔子洲头游泳，每年都坚持到隆冬季节，可见酷爱程度。另外，他还喜欢登山、徒步远行等体育运动。特别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体育之研究》，认为国民体质直接关系国家的强弱，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身心皆适，是为俱泰”等熠熠生辉的观点，他还创造了一套六段运动操。在勇于德行方面，学校规定学生不得早婚，这促成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 他的修身课笔记记述人要勤奋、有朝气、反对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源；还有“货、色两关打不过，其人不足道”；“理想者，事实之母也”等内容。学校的人物互选是除了老师考查学生外，由学生考查学生的一种优秀学生的评选方法。评选考查内容按德育、体育、智育排序。德育包括敦品、自治、好学、克已、俭朴、服务（公益活动），毛泽东在学校1917年人物互选中以49票当选全校第一，其中德育合计16票。在爱国守法方面，1915毛泽东读学校老师编印的《明耻篇》后，在封面上写下的一首誓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报仇雪耻的赤诚爱国之心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1917年暑假游学时，毛泽东与萧子升合作的一首诗中有句为，“雨伞行囊负一肩，头无冠带手无钱。察看河山千万里，如何整治寻本源。”（首句与末句为毛泽东作）毛泽东刻苦读书储能的同时，苦苦思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爱国情怀之炙热。在独立博爱方面，学生毛泽东负责学友会、主办工人夜校。为鼓动工人来上夜学，他煞费苦心地写了白话文的招学广告，循循善诱，并组织同学到工厂以多种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去做直接的招生宣传等体现了他独立博爱的品格。毛泽东在实事求是方面，学校的修学旅行、假期修学、巡回讲演等重视社会调查能力培养的制度，引导和培养了毛泽东向社会实践学习的良好习惯。他的修身课笔记记述了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要重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要“不好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注重“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会读“有字之书”外，还要会读“无字之书”。 1917年暑假、1917年寒假和1918年夏初，毛泽东邀同学进行了三次修学旅行，分别游学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浏阳市铁炉冲一带，洞庭湖滨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地。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张读无字之书向万事万物学习初级形态实事求是的具体实践。在究心哲理方面，在杨昌济老师的指导下毛泽东等成立了哲学学习小组，毛泽东学习了《西洋哲学史》、《伦理学原理》、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袁吉六先生指导下读了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经史百家杂抄》，并不断与杨昌济、黎锦熙等讨教中国社会的大本大源问题，“一人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哲学、伦理学等成了毛泽东求学时最喜爱的课程。施教之方和教授切实方面，如何做一个好老师，毛泽东在《工人夜学日志》和他教育实习的《衣服》教案均有很好的体现，要求结合教学对象实际因材施教，教授内容从中国现实出发。在养成自动方面，学校实行学生自治、自主学习，毛泽东课外的广泛阅读、担任学友会总务，主办工人夜校，担任学生志愿军上士职务等都体现了他优秀的自学能力、自我钻研精神和组织能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