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英烈厅里，镌刻有这样一个名字——吴永康（庞大恩），墙上简短地刻着他的生卒年月、籍贯和寥寥数字的生平，但是翻开资料，看到他的经历，心底却会由然地涌现出深深的敬意。
    ——题记
 
    他所学所用皆为革命，他是唯一留过洋的桂籍红军将领，牺牲在红军西征的路上，他与20世纪大文豪夏衍先生有三同之谊，他，就是原红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烈士。

    夏衍先生九十岁高龄的时候，在他写的《庞大恩同志不朽》的纪念文章中，向世人宣称：大恩同志和我有三同之谊，一是同年，他假如不是在长征中壮烈牺牲，今年也是九十岁。二是同学，我和他在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同班同学五年，三是同志，他是我的入党绍人。

    为寻救国路赴日求学

    庞大恩又名吴永康，字泽普，1900年生于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现属兴业县葵阳镇新荣村)一户农家。他6岁入私塾，9岁进大馆，10岁所做的文章就让村里的秀才惊叹不已，连呼“真神童也!”，不满14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郁林（今玉林）五属中学堂，在班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村中的族人见他如此有长进，就给了一份宗族宗祠中的财产“养贤租”来资助他读书求学。

    1919年，他东渡日本，考入了福冈县烟町明冶专门学校(后改名北九州工业大学)学冶金，意图要学好工业来救国。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夏衍、郑汉先和一批思想活跃的进步同学。在几年的同窗生活中，吴永康和夏衍、郑汉先交情特别深厚。他们一起办“行社”、组织“读书会”来进行革命活动，同时，还一起参加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水平社”。

    在日本，他十分景仰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伟大宏愿，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救国活动。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门司港，他与夏衍等留日同学到门司港谒见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教诲与启发。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他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发出“我欲斩长鲸以红大海！我欲埋奸臣以吐民恨！”的愤怒誓言。留学期间，他与夏衍等人先后领导组织爱国学生团体“行社”、“谈话会”和“同窗会”，开展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积极参加爱国学生团体和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1925年，国内发生了“五卅”惨案，在日本，吴永康用行动声援祖国的革命，和进步学生募捐救济上海受难工人。这一年冬天，北风虽寒冷，但吴永康心头非常温暖，因为在东京，由中共旅日支部负责人何兆芳和何恐作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乡点燃农运之火

    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此时在日本已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吴永康再也呆不住了，他仿佛看到祖国明媚的春天，看到东方巨人睡醒的希望，他要回国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7月间，赤日炎炎，一个挑着两个箱子的青年学生风尘仆仆地走在兴业县向西的大道上，他就是急切回乡参加革命的吴永康。他一不乘车，二不搭轿，活像一个挑夫回到故里，弄得一帮请了轿子要来抬他、想巴结利用他的乡绅富豪好不尴尬。这时，故乡的农民运动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共地下党向兴业县派出好几个宣读所学员，深入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而那些大地主劣绅也想方设法分化瓦解和抵制即将兴起的农民运动。吴永康一回来，县府的老爷就想来拉拢他站到他们一边。一个姓庞的老爷要邀他到县里做官，说：“你我都是同姓兄弟，你留学回来有学问，正好做官光宗耀祖。”吴永康斥道：“我不能和你们同坐一条板凳，你们是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　　

    吴永康回乡，首先在村中卢氏宗祠向乡亲演说，宣传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道理。接着又深入县城中学向学生散发革命书籍，发动进步学生成立革命组织。他回乡不到一个月，就在兴业中学组成了一个代号叫“协之”的共青团兴业县支部，组织起进步学生吴光华、梁德焕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革命的骨干。他还到伪县府清算账目，到附近的贵县、玉林等地演说，砸烟枪，捣鸦片……由于吴永康的革命传播，兴业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以他家乡大贺村为中心，周围数十个村子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广大穷苦农民开始向欺压他们的地主土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改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转眼到了秋天，吴永康接到了党的通知，到了上海重新分配工作。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机关管宣传的李富春分派他担任机关秘密油印报《红旗日报》编辑。因形势的需要，他改名为“吴永康”。白色恐怖里，他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努力将党的声音化成文字，传播到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心中。

    半年后，在上海滩码头，他意外地碰到了当年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夏衍和郑汉先。三个战友相逢，惊喜交集，原来，“四•一二”中，夏衍被东京日警逮捕押送回国，郑汉先已改名为陈德辉，在法南区任区委书记。这年秋天, 吴永康和陈德辉一起介绍夏衍加入了共产党。之后, 三人又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吴永康在上海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从1927年一直到1932年春末。在漫长的6年中, 为了党的纪律, 他没有和家里联系。在那白色恐怖里, 敌人到处搜捕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 他家乡的反动派也千方百计搜寻这个当年在家乡点燃熊熊革命烈火的“赤匪”。据史料证实, 反动派曾随着线索, 追捕到上海, 拘捕了吴永康的妻舅陈绍南, 后因再也无法找到他, 才将陈绍南释放了。为了党的机密,他虽很思念家乡的父母、兄弟、妻子, 但从不向家乡透露他的点点行踪。直到1932年4月,他才设法给家中的弟弟捎了一封家书, 信上说着这样的话: “……我在外做的是正经事, 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 请你不要为我多挂念……”

    入川陕苏区抓财经工作

    1932年4月，吴永康奉命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刊物《红旗》编辑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同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段时期，吴永康先任通江县委书记，后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和袁克服、郑义斋、傅钟、刘瑞龙等同志一起工作。期间创办了《川北穷人报》。他发挥了留学日本的知识特长, 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迅速提高当时文化程度还很低的工农兵干部, 他教战友们打电话,作记录,写公文, 使干部队伍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