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明（1905年—？），又名朗球，湖南汝城县土桥镇土桥村香炉垣人，1922年夏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2年由该校共产党员张秋人和校长蒋式嘉介绍加入共青团,1925年在黄埔第期，1958年春悲愤地离乡远走，至今杳无音讯，留下悲壮离奇的人生。

    一、参加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投身北伐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了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192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开办了一个以学习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讲习班，讲习班的学员主要是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一部分编余军官。开办之时，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选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该班学习。共产党员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同志积极参与了讲习班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陈嘉佑、谭延闿、程潜等，是该讲习班的理事，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员有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郭沫若等。何大明， 1926年2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学习（据韶山纪念馆资料），汝城籍学员有范志英，郴州籍学员有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的黄克诚、曾希圣等同学，接受了先进革命思想的洗礼。

    在政治讲习班办学习4个月后，大规模的北伐战争随即开始，何大明随同讲习班的师生参加北伐，先后担任北伐二军宣传员、代理宣传队长、第十四军第四团指导员。（汝城籍朱舜华在第三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干事。）光复武汉后，何大明由李富春推荐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该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和发展，学习革命军事政治理论。1927年4月，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分裂。这时，何大明受黄国梁（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第十四师师长，福建平和县人）派遣到福建建阳县任县佐，随后又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司令部少校参谋，并在归化（今明溪县）收编民军，扩充革命队伍。

    二、参加南昌起义未成，转入地下长期从事反蒋反匪霸活动

    在明溪县，何大明欣闻贺龙、叶挺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抵闽边，便辞掉县佐和参谋职务，跑到福建汀州，意图随同起义军一起革命，不料主要部队早已前进，并在广东潮汕失败，至此与革命队伍失去联系，只得由汀州到福建宁化辗转江西石城，再乘船到赣州返回原籍汝城。

    此时的汝城已被匪霸胡凤璋和何其朗盘踞，大肆屠杀革命同志，并威迫何大明出任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汝城县行政委员会等职务，何大明利用伪职身份作掩护，从中周旋，帮助汝城县商民协会主席何相尧等安全出境，把他们隐藏到赣州，使诸多革命同志免遭匪霸杀害。

    1928年春夏间，何大明离开汝城到长沙，即因胡匪凤璋，何匪其朗的告密，被伪湖南警备部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逮捕拘禁，承蒙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参谋长彭新民（湖南人，曾帮助共产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0年病逝）保获释放，并嘱仍住长沙，不能离开，帮助介绍到国民党湖南党部登记以作掩护。8个月后，又由彭新民介绍担任汝城县财政局第二课长，匪霸胡凤璋向何大明勒索巨款，威逼发行地方流通券，何大明不从，被迫出走长沙、南京等地。

    1929年下半年至1931年冬，何大明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跟随国民党倒蒋名流陈嘉佑（是何大明政治讲习班的老师）进行倒蒋活动，其中在1930年秋携带陈嘉佑的亲笔信，由上海赴广东找到谭道源（国民党十大抗日将领之一，倒蒋人士）和岳森（国民党倒蒋名流）两人，要他们倒蒋，但倒蒋活动没有成功。后秘密回原籍汝城从事反匪霸活动，资汝桂警备团团长胡湘与胡匪凤璋不和，何大明就藉以胡湘的主力，反对胡凤璋和何键，又遭失败，后经桂东、资兴到长沙流亡到上海。

    1932年春，何大明由上海到南京搭船返湘，直至1933年冬在衡阳、长沙等处活动。

    1934年春，何大明从长沙到南昌，由伪警备司令赖伟英（何大明北伐时的同事）介绍加入江西省民政厅政研会，研究会学习4个月结业后，被派为江西德兴县整理保甲主任，该县长尹志中（查实确有此人）是莲花县人，大地主出生，横征暴敛，无所不为；匪军李松山（查实确有此人）奴役老百姓，无法无天，百姓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何大明疾恶如仇，到南昌检举尹李两匪，两匪均遭严惩。旋任江西省靖安县第二区署区长，伪县政府要何大明招募壮丁进行练兵，何大明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壮丁生活，并且大刀阔斧地禁烟禁赌。靖安县有个张国威，是当地的恶霸，霸占了徐姓的水利，何大明不顾张的势力，把张关起来严惩，为当地老百姓出了一口气。但伪县长钟有租是一个十足的旧官僚，与何大明的作风完全相反，随即革除了何大明的区长职务。何大明辗转找到余籍傅，由他介绍在湖南公路局浏阳醴陵段工程处当办事员，旋又调至湘桂铁路段工程处当办事员，但因检举工程师杨伯康等8人剥削工人和集体贪污案被革职。

    1938年又由彭新民介绍当衡郴师管区安酃茶陵监察少校主任，不到2个月被裁。后又在浙江嘉兴国民党兵团任上校团副，没干几个月再由余籍傅、袁正东（何大明的汝城老乡、小学同学）介绍到湖南省干训团第十二队担任训育指导员，不到3个月被排挤出来。后由谭曙卿（湖南省湘潭人，国民党中将，1938年病逝）介绍到衡阳田粮处当技士，不到1年又被贪污集团所排挤。

    再次失去工作后，在1941年至1943年间，何大明考虑到与盘踞汝城县的胡匪凤璋不共戴天，胡匪一直在伺机抓捕自己，有家不能回，只好在长沙、湘潭、衡阳、南岳、耒阳等地避难度日。

    1944年，日寇逼近衡阳，何大明逃难到郴县，在郴县当了几个月的县政府政治指导员。日寇逼近郴州，何大明回到老家汝城。那时，汝城情况很乱，胡匪凤璋仍然横行乡里，家乡的达官绅士和老百姓却执意要何大明出任所在乡仁治乡的乡长，何大明于1945年1月出任。就在任乡长期间，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国民党抗日十大将领之一）转战到汝城指挥全省抗战，并在全省致力“建设三民主义新湖南”，提出了“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的六大施政纲领。何大明作为一名地方官，是“六大”施政纲领的积极推动者，在他所治下的乡大力整顿民风，禁烟禁赌，并且跟随薛岳抗日，组织数千民工修建飞机场，及时营救被日寇击落在土桥等地的盟军飞虎队两架飞机和飞行员。同年9月，何大明辞掉乡长职务，来到江西任江西省干训团训育员，任职不到2个月离开南昌到上海，找到周恩来，请求周恩来帮助他去延安，周恩来派何长工接洽何大明去延安事宜，但因何长工对何大明了解不深，此事未成。

    1946年春，何大明在上海由王耀武（国民党十大抗日将领之一）介绍到沈阳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视察，任职到1948年冬沈阳解放。在任视察期间，一方面何大明念及同国民党进步将领程潜是师生关系（程潜是政治讲习班的理事），因而远在沈阳帮助程潜竞选湖南省政府主席，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为拯救湘灾捐款捐物；另一方面，何大明凭藉与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国民党将领，爱国民主人士）、陈明仁（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平起义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军衔）、藩裕昆（湖南浏阳人，国民党高级将领，于1949年8月15日在香港通电起义）、舒适存（湖南平江县人，国民党中将）、龙天武（湖南石门县人，国民党中将）、王慕曾（浙江富阳市人，国民党将领）、何凤武（湖南龙山县人，国民党中将）、刘安琪（山东人，国民党陆军级上将）等国民党将领在北伐时期的良好关系，很想找到组织关系来发动这些将领起义，可是经多方努力未能如愿。

    三、为北平、湖南、海南、舟山群岛等地的解放默默无闻做贡献

    1948年冬，沈阳、天津相继解放，何大明上书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员，何大明与毛泽东是师生关系），报告自己与国民党诸多高级将领保持良好友谊关系的情况，并提供了有利于解放战争的材料，如：建议争取程潜、陈明仁等将领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建议在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采取和平起义的方式加以解放，以避免战争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

    北京和平解放后，1949年10月，何大明由天津到北京，见到了郭沫若和谢觉哉，得知时任东北政府副主席的李富春（李富春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员，何大明与李富春是师生关系）的行踪，于是找到李老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后来李富春回信，介绍何大明到沈阳市人民政府任秘书，担任文书工作。何大明自思过去与湘籍国民党诸多将领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因此向李富春和沈阳市朱副市长，请假南下了解敌情，回东北后，做出计划，呈报给李富春，并表达了自己期望为解放战争做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的愿望。李富春把何大明介绍到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领导派孙伯箴（曾担任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干部）负责同何大明联系，并派何大明赴香港工作。

    1950年春，何大明离开北京经湖南赴香港。到达香港后，何大明即抓住一些外围人员进行策反工作，可是通讯异常困难，寄报告要跑到广东宝安（现深圳），打电报要跑到广州，因工作上的需要，何大明由香港回到长沙，恳请湖南省委统战部增调擅长通讯的工作人员，并向黄克诚（何大明在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和政治讲习班的同学）报告重点工作，由黄克诚亲笔草拟策反对象，告知只要起义过来，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政治前途不受影响。何大明同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长赵琳（国民党高级将领，国军第32军军长，在海南岛无意恋战，后被革职送到台湾）取得联系，得知他志愿率部起义，但就在同赵商谈起义事宜之时，赵琳突然被国民党将领顾祝同秘密送往台湾，起义失败。何大明又获知伪海防司令周某在洋洋得意时泄漏的海南岛的敌情和占领海南岛的战略。另一方面，何大明凭藉同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的良好私情（薛岳转战汝城指挥抗战时，何大明任仁治乡乡长，跟随其抗日），找到薛岳的部下谢又生（曾同何大明一起在湖南干训团任职）、郑天健及其副官处长朱子平的爱人，打听到匪部的军心涣散，纷纷把家眷送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去，这是不比一般的好机会。同时，何大明根据对当时敌情的分析，对作战方案进行了深思，他认为：以营为战斗单位，分乘一些小船，每船只须装一班至一排，事前与陆上的游击队联系好，利用黑夜渡海攻击，运用外呼内应的办法，一鼓作气，就可以登上对岸海岛，即使敌人有飞机投掷汽油弹，因为目标太小，也难命中，万一中了，损失也是轻微的。综上情况和想法，何大明一面报告中央军委，一面密函湖南统战部刘逊友，要他向四野建议采用。不久，海南岛果得解放，战斗经过情形，与何大明所报告的情况颇相吻合。何大明又得知舟山群岛匪军调防的确切消息，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待我方联络员办好出入香港证件后，何大明替联络员付款买好船票，并把黄克诚所写的信函也藏在联络员的衣上带去接头处，何大明就由香港回到北京。回京后，何大明一面向军委会领导报告情况，并请发给电台一座，以方便通讯；一面争取时效，上书领袖毛主席报告舟山群岛匪军调防情况，建议下令攻击。不到半月，舟山群岛果然解放。（以上根据湖南省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何大明档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