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作为都是腐败作风。

    1.我们解放了，学习苏联，但不能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

    建国初期毛主席曾说：“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地质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但全国搞地质的不足300人，国家急需地质人才，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主席点将，我父亲勇敢地担当。

    1952年，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一边倒”、“全盘苏化”、“全面学习苏联”，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当时各条战线、各单位都遇到的共同问题。如何办北京地质学院呢？有的说：要学习美、英如何办地质大学。有的说：要全盘照抄莫斯科地质大学。这时，父亲又认真研究了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地质大学、研究了莫斯科地质大学，并回忆了延安抗大办学的经验，下决心走中国自已的办学道路。在校刊的发刊词上，他写道：“贯彻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与教学，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加以运用”“学习外国，要洋为中用，不能盲目照抄”，这是他的办学宗旨，

    地质学院的郝贻纯教授回忆说：“1956年我被派到苏联进修，临行前，院长嘱咐说：‘到苏联，既要虚心学习，又不要生搬硬套。要吸取精华，扬弃糟粕。’ ”父亲对每一位留苏的学生都嘱咐道：学习苏联的先进办学经验和地质科学成就，不要一切盲目照抄。

    他没办过大学，只有打仗的经验，他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运用到办大学中来，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独特的办学方针，即：苏联的莫斯科地质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学校规模“小而全”，专业设置是“全而细”，父亲确立的办学方针是：北京地质学院的规模要“大而重”， 招生5000—6000人；专业设置要“少而精” 重点办普查、勘探两系。尽快地为国家培养出急需人才，打好基础，再据情把专业设全。

    方针确定之后，父亲照样发挥红军中党代表的作用，他说：教学工作的好坏，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他就亲自参加教师党小组的活动，发展知识分子党员了；他重用教授；他经常和学生一起吃饭、聊天，了解学生，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父亲常说：“办大学需要科学文化知识，知识是学来的，只要勤奋学习任何科学知识都能被掌握。”中国有句古语：人过30不学艺，父亲已46岁了，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的老红军开始学习俄语了。他学外语不是为了考职称，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是为了早一天能听懂苏联专家的讲话，使自己变为内行。

    像战争年代一样，在向科学进军的战斗中，他带领他的一班人开始冲锋了。从1954年开始组织干部用业余时间，补初中数、理、化；2年后，组织业余学习《地质普查》专业大专班，父亲带头参加干部大专班学习。几年下来，绝大多数系（处）级党、政干部学完了二十多门课，三千二百多学时，获得了大专文凭。业余学习前后共坚持了7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对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向科学进军的事迹都作了报导。到1958年，学院六年培养的地质人才是解放前36年全国培育地质人才的6倍，培养出大批的国家急需人才；中国地质大学50 周年时统计，有29名毕业生成长为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这其中有18人是前6年的毕业生，5人是前6年的学生；1960年学院被评为“红旗学院”，成为重点大学。父亲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并带头向科学进军的行动获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2.破除迷信，橡胶生产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

    1958年，父亲被调到农垦部，主抓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生产，父亲发扬了老红军作风，打橡胶生产这一战役，他接受了命令，不仅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橡胶是战略物资，对我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都极为重要。1951年在法国“巴黎国际统筹委员会”宣布；本会所有成员国严禁向中国及共产党国家提供天然橡胶和任何相关产品。他们预言，不可能通过种植获得天然橡胶的东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机器，将由运转走向停顿”。

    父亲认为：我国的橡胶必须要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橡胶能从巴西的原始热带雨林逐步向北发展到世界各国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父亲抓住了这一事物的本质；把橡胶从种植、割胶、制造橡胶产品等看成是一个整体；他把教学、科研、农场等所有的技术力量整合起来，成立了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他把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各省农场的力量整合起来，发动群众一起参加战斗。

    1961年2月父亲在橡胶《全国生产技术座谈会》致开幕词时说：“……工业橡胶栽培和加工技术本身，东南亚各国已积累了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可资借鉴。我们绝不要再重复他们走过的道路，不要掉在他们的后头，相反要迎头赶上和超过他们 。……正确的是数量和质量并重。只有如此，才是体现了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只要大家得出一个所必须实行的基本技术措施，迅速纠正现存的缺点，而又不束缚，因地制宜和执行基本技术规程中操作方法的创造性，那么我国橡胶种植事业便可一跃而成为世界产胶大国。同志们，努力吧！”

    父亲在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中，抵制了浮夸的高指标、瞎指挥，他深入农场的实际，调查研究，在困难时期，指导农场和科研院所在两行橡胶树之间，间种豆类、薯类，使大家没有挨饿和产生浮肿，而在还困难的1961年，父亲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我们要继续跃进，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的产胶大国。

    在闭幕词上父亲又专门讲到了技术革新的问题：“…… 目前要把现有的优良的品种进行鉴定 ……对东南亚的东西，二种态度，一种是：一切拒绝；一种认为：研究成果至高无上，万无一失，一切可以原本照搬……正确的态度应是：要了解研究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搬，经过分析批判、结合我们具体情况，可用则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取长补短，知己知彼。”父亲一贯敢于开放、勇于创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但是他一定要扎好自己国家的篱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取长补短，知己知彼。这就是一名共产党的干部应有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敢于创新为国争光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1962年父亲组织了育种现场会议，他认真听取了不同的意见，依据橡胶生产的科技理论，支持了以何康为代表的少数科学家的正确意见（何康曾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中国热带作物学院的两院的院长，后任农业部部长）。他勇于拍板，提出了：我们的橡胶既要能抗风寒、又要能高产，做出了因地制宜地使用国外品系为主的决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爱国华侨陈嘉庚冒着坐牢或杀头的危险，从马来西亚，带来的高产橡胶品种，我们不敢用，都浪费了，现在我国却要花钱引进东南亚的优良品系130多种。具体技术工作，由科技人员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经过大量科学试验推广了适合我国的3—4个品种，海南橡胶原产30公斤/每亩，后达到100多公斤/每亩；杂交后培育出抗风、抗寒、高产的新品系，在云南西双版纳大量种植，达到200公斤/每亩，橡胶单位产量提高了五倍。整个橡胶产业抵制了浮夸风，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有中央的支持和农场职工的努力，上、下齐心协力，使整个热带作物的产量都实现了翻番，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

    1981年，在我父亲病重期间，他尚清醒时，听到的最后一封信，是何康夫妇的来信说：“华南热作研究院从海南带来一些不同品种的芒果，送给您品尝一下，这也是在您领导下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也是向您表达我们对您的慰问。”，父亲口述了回信说：“好吃，发展热作方针，自有公断”。我了解了父亲与热带作物的情结，我每每看见卖芒果或吃到芒果，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与南方农场的科技人员和职工奋斗在第一线的场面。

    没想到，从解放初我国开始种橡胶，老一代的红军领导们深入实际、敢于拍板和担当，使橡胶产业突破了对米秋林学说的迷信。我国从北纬18度至24度的亚热带地区种植橡胶成功，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奇迹，我们突破国际上100年来，橡胶种植在热带地区17度线以内的界限。几十年后，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还获得了“国家一等发明”奖。

    历史开了个玩笑，33年后，还是在法国巴黎这座城市，回应了帝国主义那蛮横的宣言。各国橡胶的权威们赞叹道：看来，全世界所有的热带植物科学论著和大百科全书，都必须重新修正关于橡胶树的条目。

    现在我国橡胶种植达到1000万亩，从面积到产量均达到世界第5位，我们有了话语权。解放初帝国主义国家在橡胶原料、橡胶种子和橡胶产品方面对我国封锁，我们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不但满足了国内的需求，橡胶轮胎还出口到美国，现在他们又限制我们橡胶产品的出口，这是个多么大的变化呀！

    我国在地质业、橡胶等热带作物产业、石油业、原子弹、氢弹等军工产业、航空航天工业……等等：许多领域内，我们都实现了零的突破，我们都在奋力地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甚至有的还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群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民族，上下齐奋斗而得来的，我们的胜利是国家和民族的胜利！

    有关潘多拉魔盒的寓言又有新说：上帝和魔鬼，不分昼夜，共同精心打造了“潘多拉魔盒子”，并将其与“钥匙”一同放在人类的“大脑”里。目的是让人们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自己找到“钥匙”， 给人们带去一种指明方向的“信息”。

    解除潘多拉魔盒的罪恶魔咒，而释放出和平的、善良的、团结的、进取的、幸福的信息的钥匙在每一个人的大脑里。我们要从干部抓起，从娃娃抓起，宣传、教育大众，继承、发扬老一辈的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大脑中的钥匙。

    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大力地整顿社会的不公的现象，对贪污腐败现象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政府简政放权，继续深化改革，全方位地整顿，继承中华的传统文化，加强社会的正能量，加强集体主义观念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教育，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现在要我们从思想上扎紧了防止腐败的篱笆，更加促进了深入改革的进行，全党、全国、全民族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