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到天津参加“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后，得罗雄馆长与黄祖琳老师之便，到北京总后机拜会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

    刘政委，我以前无缘拜会，但他平易近人，却是我以前所知道的。《环球人物》杂志2011年第7期刊登过刘政委的专稿。黄祖琳老师还是其特约撰稿人。从该期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政委自河南出任七里营公社副主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到郑州市副市长、河南省副省长，同事与百姓都对他交口称赞，“爱学习，有魄力，平易近人、不摆架子”。

    我们进了刘政委办公室，罗馆长就对刘政委说：“我们组团到天津参加学术会议，今天专程来向您汇报工作。”刘政委说：“欢迎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纪念馆应该在这样的活动中唱主角，多出些学术成果！”说完后与我们一一握手相迎，表现出对家乡人民的高度热情。坐定后，罗馆长便向刘政委汇报了纪念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刘政委听了十分高兴，非常满意地对大家的辛勤劳动连声表示感谢。

    当罗馆长说到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传统文化价值以及香港孔子学院向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花明园捐赠孔子铜像时，刘政委打开了话匣子：“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重要部分，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数千年的统治地位。我认同社会上推崇儒家文化，但我反对独崇儒术。我们的文化指向应该是博采众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除了孔子、孟子，还有老庄、孙子等一系列的文化元素，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源流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对此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如果现在还推行这一套，不就和封建时代没两样了吗？”说到高兴处，刘政委手随心动，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打消了我们进门时的拘谨。

    刘政委接着说：“我们都知道，五四时期就是激烈反对儒家文化的时期。思想激进的人物都成为‘打倒孔家店’的领军人物。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不反孔似乎就是落后、倒退了。老爷子（——指少奇同志）他们那一辈人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思潮巨变的时代。但是他们之前所受到的正统儒家教育在他们心灵深处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后来他们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语言、文化、习俗中的传统因子是不可能清除的。甚至为了更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得不借助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语言以更通俗地表达革命思想。完全脱离文化背景的时代或个人是不存在的。像毛主席，终生反孔，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反得厉害。但是他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名字就来源于《论语》。《论语》中有一句：‘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我琢磨了一下，刘政委在此阐述的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一种社会性质的变化、经济基础变化，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文化由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变化并不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完成，而是有一个融合和进化的过程。这一点，在语言文字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举例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这种社会性质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但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是基本不变的，直到后来进行语言文字改革，才出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较大变化。所以语言文字可以看作是文化中很稳定的内核。

    当罗馆长与刘政委谈及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和刘政委所作序言《读张木生》时，刘政委更是言谈今昔，思接千古：“中国一直讲究大一统，但实际上战争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长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商汤灭夏，武王伐纣，都与战争离不开；至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就更不用说了……”刘政委以对战争、历史和道路选择这样三个问题的考量，引出了我们重构文化历史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符合他“先搞清，再搞定”的个性和立场。

    从对战争的审视中，提出战争是人类文明重要跨度之界碑的观点。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新文明、新文化，往往由战争始。中国近代史即开端于罪恶的鸦片战争。人类尤其是广大平民百姓，莫不希望和平，莫不反对战争。然而，战争的兴起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想和平生产生活的人固然多，然而勤于掠夺、崇尚武力的人也不少。欲望在则战争（且不论规模大小）笃定不可免。军人与兵，直面的战争与杀戮最多，因而并非他们好战，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最反暴力。同时我们要避开军人必然出身于兵的误区。古今中外，军人未必都是兵。孙武作为兵家始祖，也没当过兵，但无损其军事战略大师的崇高地位；新中国“五大领袖”，只有朱老总是正儿八经出身于兵，但没人能否认开国领袖们是统兵百万的真军人。将人类文明史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自是极左年代的产物。而“人类文明史是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的定义则蕴含着真见识。它抛弃“阶级斗争史”极端地将人类社会设定在“人与人斗”范畴的错误理念，却不否认斗争的客观性，对人类文明的征程从新的角度作出诠释。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的大背景来考察，的确是这样：人类团结与大自然斗，一部分人团结与另一部分人斗；历史的进程，难外于此。

    从对历史的思索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的大一统是战争来造就的，而套用苏联史学理论的中国旧史观，创造出的无疑是“奴隶社会少奴隶，封建社会不封建”的文化怪胎。“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我们崇尚和谐并没错，我们传统精神元素中就有“以和为贵”的因子。但审视历史，我们当可发现社会、文化的大踏步前进，很多是在战争的推动下完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然而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大融合以及中国南方得到极大发展的一个奠基时代。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大一统。“另一大特色，就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都是西北‘狼’东北‘虎’冲向东、南，逐鹿中原而得天下。小邦周克大邑商，秦灭六国，是西北征服东南；汉之兴自蜀汉；隋唐聚起关陇；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下；西夏、辽、金、元、朱棣，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挤压征服东南；满清更是北方夷狄；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龙兴之路’，横扫千军。”事多发于东南，功多收于西北，就是对此而言。至于历史的许多问题，历来分歧颇多。各家之言，难辨优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展开中国社会史的论争，颇有百家争鸣的风范。后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以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定于一尊，遂视为宏论而不可改。发展着的历史自然会检阅其名下的细目，“五种社会形态说”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难以服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对道路的选择上，强调检验的真理标准在实践，主张重回正确道路的基点。他国的佛脚灵丹，未必适用。新中国过多的模式试验，经常羁绊了社会行进的脚步，甚至开了历史的倒车。以实践的验证作为标准，自然不会偏离正确的道路太远。建国之初由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确实使当时的时代显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合作极佳的时期，也是新中国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开始走上发展正轨的大好时期。至于后来道路的转向，则又是另外的复杂问题了。改革开放30年，符合了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也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没有路，固然是死路一条；然而路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选择最让人犯难。“眼前，不是没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的结果，又好又快，科学发展！”因此找准实践的基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