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图为讲话提纲（节录）。

    陈云是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也是一位著述丰富、留下很多名篇真言的思想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堪称陈云真言的代表作，是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历史观。

    陈云的历史观包括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对领袖人物的认识，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也包括他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内容。这里拟从以上四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对人民群众的认识

    人民群众的状况如何，这是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中关注的最大的实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活动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最深厚的伟力都是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始终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陈云认为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

    延安时期，陈云指出：“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先了解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东北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农民处于旁观地位，形势对共产党不利。陈云到北满后很快发现并认识到解决农民特别是雇农土地问题非常重要，“其大等于天。”后来，正是通过解决农民特别是雇农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使共产党在北满乃至整个东北站稳了脚跟，并最终赢得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财经工作上，提出“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他认为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针对财政工作，他提出要为人民管好钱，用好钱，“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他曾一度兼任商业部长，强调商业工作要有群众观点，“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人民公社的过左政策，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陈云将调整政策调动人民群众的最大多数——农民恢复农业的积极性为根本出路。他坚定地支持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的做法，并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大胆向毛泽东进言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虽然当时陈云因此政治上受到冷落，但新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以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做法为先导的。

    陈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屡建大功，却从来都把功劳归于人民，归于党。他认为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有了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自己。

    对领袖人物的认识

    领袖是在人民群众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是最能代表人民群众要求，善于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人，也就是最有德行、最有胆略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人。在陈云眼里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遵义会议之前，党的几位领导人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唯共产国际是从，把马列主义的本本当成教条到处乱套，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遵义会议推选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担任领导，才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伟大转折。1935年秋，陈云在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称赞：“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是“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抗日战争期间王明企图争夺领袖地位，陈云揭露、批评王明用马克思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并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陈云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2年元旦，陈云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领袖是人不是神，领袖也会犯错误。如何对待毛泽东所犯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陈云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能因毛泽东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他建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以便更全面地概括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更有说服力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陈云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陈云还强调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创新上的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么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是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中关注的一个重要实际。

    陈云在延安时期先是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因边区财政经济困难转而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陈云就认为做政治工作的人应该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陈云反对从《资本论》和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模仿伦敦或上海的做法，主张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说：“我们不要那么洋的”，“我们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陈云反对空头政治、空头革命家，主张在行通行，提出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实际第一，书本第二；先做工作，后摸规律。他说：“经济机关里有些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业务不在乎！天天讲国际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罗斯福当选。我们应该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现在是这样，将来是这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政治第一，业务第二，病人快死了，他可以不管，‘我要开政治座谈会’，这就没有社会分工了。永远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实际第一，书本第二。”面对边区经济困难，陈云指出：同志们如能为群众服务，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就是群众中间的领导者，就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十分重视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就提出“一是政治，一是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

    政治中有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关系经济的全局。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问题处理得好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经济发展。陈云说：“没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把经济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土匪满地，你能收税？美帝国主义打进大门，工商业家能积极纳税？每个财经工作者，必须清楚这点。”陈云十分重视对经济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使他们具有战略眼光、整体观念。1951年4月4日，陈云说：“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经济中有政治。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基础不稳，政治等上层建筑都立不住。开国时稳定物价对稳定人心、稳定政治、巩固新政权具有关键作用。陈云说：“物价稳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他要经济工作者不能做政治首长而不会精确计算，不能只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陈云认为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去认识。“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时，还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量化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指出：“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所以，陈云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但他反对离开经济这个基础去搞空头政治。他说：“那么，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七分经济，三分政治”，虽是陈云针对如何改进商业工作提出来的，却是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

    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

    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是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面临的又一个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