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至，我们几个子女捧着鲜花，迎着蒙蒙细雨，再去祭奠故去的父母。

    每次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除了祭扫父母墓地，我总会长久徘徊，仔细阅读块块墓碑，去映证那记忆中的一个个传奇，去倾听那一座座碑刻讲述的真实人生故事——有壮怀激烈，有跌宕起伏，有质朴流淌，有平凡潺潺……

    我的父亲说：他的名字“徐荇”就是乡间一棵平凡的野草，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但是父亲也告诉我们：不平凡的人，共产党内很多，就在他的周围，有老师，有领导，有战友和同事，如：陶行知、刘光、魏东明、陈修良、石西民、朱语今、牛玉华……

    今天，我就来说说父亲曾经的领导——陈修良的故事。

    陈修良（1907-1998），1926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结为终生伴侣。1930年夏天回国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巾帼英杰。1946年初，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她领导的南京市委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解放以后，耿直的陈修良先后在上海、浙江担任领导工作，1955年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株连，1957年又与已经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双双被打成“右派”，成为当时共产党内职务最高的“右派”夫妇，直到拨乱反正的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1949年南京解放后的陈修良（左一）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

    父亲告诉我们的关于陈修良的故事：

    1948年底，父母因联系人被捕被迫从上海转移到南京。

    朱启銮（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联系父母几次后，就要求母亲到南京白下路中国银行门口去接一个领导父母工作的人，这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名字叫“陈修良”，父母当时只知道她是自己的领导，不知道她就是南京地下党的一号人物——市委书记。

    陈修良来到父母当时居住的小火瓦巷私宅，察看了周围的环境，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之后就多次约地下党的同志来这里开会谈工作，每月还发给父母几块银元作为生活费。从此时到南京解放，父母主要就靠这些钱维持生活，成了职业革命工作者。

    父亲开始是给陈修良做秘书工作，保管党的文件，处理公文，整理调查材料。看到父亲能写书，陈修良曾让父亲编一本“中共怎样处理工商业”的小册子，准备解放南京后好用。有一次陈修良还专门布置父亲写一篇驳斥时任总统李宗仁的文章，说要拿去考验一个杂志，看他们敢不敢登。

    1949年2月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交给父亲一项新工作，联系地下党的一个秘密电台，具体任务就是与两个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直接联系。其中一个人，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里，负责搞情报；另一位叫李瑞敏，由他用秘密电台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某部队联络。陈修良还告诉父亲：他们两个人负责搞情报，你是准备在收到密码电报时翻译成文字。陈修良反复教父亲背熟两句诗：“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并说以后再告诉你用这两句诗破译密码电报的方法。有一天，陈修良交给父亲一包香烟，让他交给李瑞敏，说其中一支烟中藏有小纸条，情报就在上面写着，发报人看了就知道怎么搞。陈修良让父亲联系电台后，反复强调此事的重要和危险，她告诉父亲敌人装备有一种检波器，可以收听到电波，进而发现电台的位置，因此工作必须十分小心。不懂无线电知识的父亲不知检波器为何物，但是明白做这项工作必须慎密。父亲联系电台后，陈修良就不再与父亲直接联系了，而是派一位有经验的地下党员包浙潮作她与父亲之间联系人，以防万一。陈修良告诉父亲：包浙潮是老党员，坐过牢，受过敌人拷打，很有地下工作经验，要向他多学习。

    包浙潮每次约父亲会面的地点都选择在繁华闹市，经常在南京中央商场附近的街上接头，只要发现有人注意或者盯梢，就立即与父亲分开，约定下次再联系。有一次，包浙潮拿来一捆电台用的AB电池，要父亲交给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里的那位地下党员。当时，由父亲去约定地点接头，母亲拿着藏好的电池在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门口等着。就在父亲与那位党员接上头边走边谈之际，发现后边有人盯梢，他们俩就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分开了，约定改日再接头。当晚，父亲向联系人汇报了情况，包浙潮立即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门口秘密观察了几次，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才按重新约定的时间交接了电池。由于没有及时送达电池，陈修良很生气，批评父亲不镇定，此后，父亲就不再做联系电台的工作了。

    南京地下党在南京解放前夕做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军事专家曾这样评价：“南京地下党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策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兵；地下党又打入反动政府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了核心军事情报，使蒋介石不可守之险。”

    这样的评价不是夸张之词，事实的确如此。就说国民党的空军，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精锐之师，是蒋介石极为器重“天之骄子”，但是南京地下党仍然将地下党员潜伏其中，不仅在司令部中有，一线飞行员中也照样有。　1948年12月16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俞渤就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起义，同郗程桥、张祖礼、陈九英、周作舟一起，驾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机场起飞，在国民党心腹之地上空扔下几枚炸弹后，成功飞往已经解放的石家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得知俞勃等五人驾机起义、安全降落在石家庄机场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派罗长青同志赶去向起义人员表示慰问和欢迎。至于父亲此次联系的那位潜伏在敌人核心军事机关——空军司令部里的地下党员搞到了哪些有价值的情报，解放军渡江部队又利用这些情报怎样顺利地攻克浦镇、浦口，进而胜利渡江，做具体工作的父亲不可能知道细节，但是从情报传递的时间和陈修良那次发火的态度看，我猜想这部电台准备发送的情报一定会是很重要的。

    ——摘自徐纪新《求知者的故事》

（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中尉飞行员俞渤（右一）与周作舟（右二）等战友驾机起义降落石家庄后合影。）

    陈修良的女儿讲述母亲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故事：

    1945年10月，华中分局谭震林付书记派陈修良到华中 分局城工部任南京工作部长，1946年 3月，中央城工部刘晓从延安带来指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南京，上海加强党的建设”,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的心脏，不仅布满军警特务，而且还有大批当年同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叛变革命后留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并专门辨认和追捕共产党人。此前南京地下党已遭八次大破坏，牺牲了大批同志，陈修良是第九任市委书记，她是准备也上雨花台的。临行时她低吟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诗句与丈夫作别，沙文汉遂写诗一首以壮行色，题为：“丙戍春送陈修良主持南京地下党工作，赠诗以壮其行”：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穴，今日虎穴 是南京！

    在南京，陈修良以“姑妈”、“张太太”等变换着身份的家庭妇女面目出现，昼伏夜出，单线联系。作为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多次秘密到上海接受指令。 刘晓说:党要求她在南京这个虎穴作好5－15年的长期埋伏，坚持到最后胜利，她庄重地允诺了。

    1947 年4月，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沙文汉和陈修良在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陈馥家中一个亭子间开会，策划了不久后在南京爆发、影响全国的“五•二O”学生运动，陈修良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利用抗战后全国人民厌恶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形势，通过南京地下党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在南京中央大学首先发动，上海立即组织响应，由交大、复旦、暨南、同济等十多所学校到南京声援，运动波及到全国几十个城市，从政治上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的大后方开辟第二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1948年到1949年，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以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市委接受了上海局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情报与策反工作上，加紧准备迎接解放，严防组织的破坏，训练骨干等工作。上海局向南京派出史永(沙文威)负责策反,卢伯明负责情报,这两人由市委书记陈修良直接领导,向上海局负责.1948年底主管南京工作的沙文汉从上海来到南京，代表中共中央上海局检查步署了各项工作。此后，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48 年12月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俞渤驾B24型重型轰炸机起义，把炸弹扔向总统府（后因机械故障落到燕子矶）；

    1949年2月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从南京开到上海后在吴凇口起义北上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