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的总结运用高度重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他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1］

    今年11月30日是杨至成将军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子。杨至成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40多年的不懈奋斗中，他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欣欣繁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建立了众多勋劳，受到党、军队和人民的尊敬。他一生中的曲折经历、非凡传奇与火线供给，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革命史、战争史和后勤经济的建设史。他的这部传奇而壮阔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与精神遗产。在当下我们学习和纪念杨至成将军，总结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他在军队后勤工作、军需生产、物资调配以及原中南军区管辖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六省的恢复生产、工业建设、发展经济、廉洁建政等方面的精辟论述和光辉实践，对于贯彻实行当前党中央提倡的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改进作风，廉洁从政，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厉行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等是极为富有现实作用和深远意义的。

    杨至成将军一生知行合一的光辉践行，概括起来体现了以下的思想理念与行为盛举。

    一、发展生产，增强财力，保障供给，建设美丽繁荣的新城市。

    杨至成一生进过世界上最好的中外军校——中国黄埔军官学校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凭着这等“状元”军校的军事素养和参加南昌起义及井冈山保卫战的战火熏陶，他是完全可以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将的。

    可是，借着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养蚕养鸭和就读贵阳甲科农业学校的基础与后来在井冈山任朱毛红军军需副官长的经历，他却被历史选择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大管家”。从此，他就与“军需”和“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井冈山的副官长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直至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等高级职务，念的经就是“军需经”，主抓的就是军队的后勤经济。战争年代，他的后勤理念是发展军工生产，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保障前线。前方的胜利就是他后方供给的胜利。等到建国初主政中南局军事后勤经济后，为着从全局考虑，他即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郑州、广州、南昌、长沙、岳阳、焦作等地建立起几十个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同时又帮助地方接收、巩固和筹建了几十家工厂企业。这百多家工厂企业的诞生和建立，不仅充分体现了杨至成的深谋远虑与创业精神，而且保证了军队的后勤供应，为全面推进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后勤供给保障工作创造了物资条件。随后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杨至成领导的中南军区后勤部就先后为志愿军抽组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计50000多人，为志愿军的后勤机关撑起了半边天，同时调运各种军需物资27万多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此期前后，杨至成还对中南地区六省的纺织、印染、面粉、榨油、卷烟、造纸、火柴及淡水养鱼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新中国初期如何发展战后的生产，把社会的生活秩序恢复到最好水平，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的问题。当时人们的顾虑较多，因怕犯错误也就怕涉及民族工商业这个敏感的禁区。而杨至成在主持中南地区六省的经济工作时却从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的大局考虑，实事求是地从恢复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出发，果断采取提高收购价格的手段，组织收购皮棉240万担，并实行统购统销。这样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又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些举措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不仅稳定了不少民族企业家迅速恢复生产，而且连已逃往美国或香港的民族资本家也受到感召而回到武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些政治经济领域的理论探索与实事求是的大胆实践，在当时就成为全国解决经济发展与落实工商企业政策的成功范例。

    同时，杨至成面对中南六省的经济恢复，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设好六省区人民的新城市，让它变得更加美丽、富庶与繁荣。［2］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能提出建设“美丽、富庶、繁荣”的城市蓝图并付诸实践，这充分说明了杨至成的经济建设理念是极为富有战略性、前瞻性与科学性的。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所以，它仍具有极强的指导借鉴意义。杨至成将军为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军队的保障供给、为地方的保障民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爱护工农群众利益，珍惜民力，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
    
    在杨至成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应该是物质财富的享有者。因此，在思想上，他牢固地树立了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唯物主义观念。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强调一定要树立为工农服务，爱护工农群众利益，珍惜民力，改善福利的思想。1947年在《军需学校在新形势下的教育方针》一文中，他强调指出：“要养成爱护物资的观念，没有这个观念，就会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一点计算不好，就会损失很大。要知道物质资料都是人民的血汗，爱护得好，就是爱护了工农的利益，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在学校中要养成这个作风。要注意爱护工农及劳苦群众的利益。我们后勤工作，一切离不开老百姓，所以在使用民力上，如动员民伕，对待工人都应该爱护，将来大家出去工作要接近群众，现在学校里就要建立为群众利益着想的思想。”［3］

    1950年初，中南地区全境解放，杨至成在大抓改造接收国民党军队工厂的同时，开始考虑根据部队供应需要和现有军需工厂布局，选择适当地点，建立新的军需工业的项目。经过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后，他们确定在湖北以汉口为中心，再在马口、纸坊等地建立与之配套的纺织厂、染布厂、机械厂等。这些地方离武汉不是很远，都在50公里内外，可以与市内的工厂形成配套生产。还准备在河南的漯河市建立一个皮鞋厂，在湖南的岳阳市建立一个被服厂、一个橡胶厂和一个发电厂等。他特别规定：每个厂厂址的勘察选定，都必须经他亲自参加认定后方可动工兴建。他说：建一个厂要花国家很多钱，我们一定要珍惜民力、财力，保证质量，工厂建成后就要使用几十年、上百年，所以一定要认真、慎重，不可有丝毫的马虎，不能出现豆腐渣工程，不能劳民伤财。在杨至成科学论证、精心选点、靠前指挥的统领下，这些工厂企业建成后，质量可靠，技术领先，不但为部队的军需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各种原材料，同时，也为振兴地方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
     
    三、发展军事和地方工业，实行企业化管理，实现扭亏为盈、变废为宝、改旧为新、可续利用，并坚决制止军需生产、交通运输的事故发生，确保安全，减少损失。

    杨至成一生经历丰富、稳重诚实。他在不同的战争时期都领导过军队的供给，而且也在旧式军队搞过军需官，加上在苏联8年中学习考察过苏联红军先进的军需工作，再凭着他一生忠诚踏实、稳健开拓的性格作风，所以造就了他成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开创者的辉煌。正因如此，所以他对军队的军工管理特别内行、特别严格、也特别成功。他经常强调，在工厂管理方面，要贯彻执行企业化管理，加强技术改造，改善生产组织，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清理资财，核定资金，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与质量等等。［5］
 
    他依据自己的工作实践与调查研究，在1951年12月的《中南军区后勤报》发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全后勤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文章总结道：后勤军事工厂实行企业化后，由亏本转变到有盈余利润，如运输部汽车修配厂，去年是供给制的经营方法，全年亏损了14亿，今年改为企业化经营后，盈余了48亿。军需等工厂也都因实行企业化而获得了成效，盈余的利润，用之添增了厂房、机器，修建了工人的医院、医务所，改善了工厂中的卫生设备。因此，既积累了资金，又改善了工人的福利问题。

    他又说，对库存物资要加强彻底清查，能用的优先利用，不能用的及时处理，并应加强仓库的物质保管工作，防止腐烂、发霉、变质及各种危害的损失。如今，全军普遍重视了军需收旧工作，旧品的收回，达90%以上。工程建筑，去年包工包料，结果吃亏受骗。今年大部分是自己组织施工和就地取材及统筹材料，较去年节省4.3%。既部分的节省了建筑费用，工程质量又比去年坚固，并帮助国家稳定了物价。
 
    而对存在的安全事故，他严厉地通报批评道：在生产运输上，军需部做担架，裁错竹杆7000根，损失4000多万；卫生部制药厂，制造一西西安瓿12000支，结果不能用；某部运豆饼到部队全部发霉，损失5000万；某部运棉衣过江，全部落水，损失2000多万；长江九号轮船，未经批准，擅自出航，触礁沉没，损失50亿等等。为此，他明确要求，以后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等方面，一定要精细设计，自己施工，就地取材，统筹材料，将各类工程、交通事故降低至最低限度。在他狠抓安全事故的严令下，工程建设、生产运输事故的发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6］
    
    四、遏制工程建设中贪大求洋、粗糙施工的浪费现象。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政权的建立、生活的安定、物质的丰富，军队和地方在生活与工作上也出现了追求享乐，贪大求洋的现象。主抓中南六省后勤经济工作的杨至成看在眼里，愤在心上。为了保证建设质量，对基建工程中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杨至成及时检查，严厉批评，并限期整改。
 
    1951年12月，他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全后勤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文章中针对营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严厉批评道：“在工程建设上，有些单位不按计划施工，盖营房把办公室修得特别漂亮；修仓库先修宿舍，山沟里盖起洋楼；500床位的医院，修1000多人的俱乐部，造成了不应有的浪费；某部不经请示，自己修小洋楼，不顾政治影响，不本着艰苦朴素的精神，在今天的经济条件下，图个人的享受。经过制止，仍自行修建，现市政府建设局兴修马路，来信又要拆除；以及某些单位设计粗糙，材料保管、使用不当等等，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文章最后，杨至成对怎样搞好今后的营建工程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和改进措施，使基建工程的管理不断得以改善与加强，从而遏制了贪大求洋、追求享受、质量低劣、造成浪费的现象。［7］
    
    1957年12月，杨至成率领检查团去广东地区的55军检查海防工程。当他们一行来到海边时，眼前的情况让他皱起了眉头：他看到修筑不久的海防工程，有的坑道里进了水，人无法进出；有的已被海水淹没或冲毁，变成了废墟。凭着他的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他气愤地说：“有的选址不当，离海太近，有的粗制滥造，质量不高。这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他由此联想到几千里海防线上可能还有类似的情况。回到北京后，他就这次下部队检查的结果及发现的问题，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军委有关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并对他的陈述分析表示赞许，同时责令有关部队进行了整改。［8］
    
    五、揭发生产、修建、运输、采购、保管、发放等方面官商勾结的不法行为，积极开展严惩贪污浪费、享乐腐化、官僚主义的斗争。
    
    针对5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领域比较严重的贪污浪费、享乐腐化、官僚主义与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一生凛然正气、两袖清风的杨至成非常愤慨。还在长征时期，他就曾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生活特殊化与军事官僚教条的现象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现在，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要求，他在中南军区后勤系统发动了一场反贪污浪费、享乐腐化、官僚主义的斗争。
   
    他在文章和讲话中部署安排：要把开展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变为群众性的运动，要大张旗鼓积极地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才能发挥力量，有了力量，我们的运动才能成功。同时还要认真地、彻底地在后勤的生产、修建、运输、采购、保管及生活方面，进行广泛的、严肃的检查、揭发、检举和惩治一切贪污和浪费的行为。对于如何开展好这个运动，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首先是各级党委负责，加强对这一运动的组织领导，由党内到党外，由支部到青年团，再到全体群众，逐步开展。二、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开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号召群众揭发一切个人的与单位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事实，并鼓励敢于揭发坦白的同志。要实行首长负责制，干部带头，上下一致，运用民主作风，造成群众运动。三、运动的步骤与掌握，要先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其重点应是生产、修建、运输、采购、保管等方面的损失，分清哪些是个人贪污，哪些是计划不周，哪些是执行不好，哪些是同商人勾搭的问题。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掌握材料，分析情况，以教育同志改进工作为目的，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四、检查处理要分辨轻重、分清主次，凡自动坦白的减轻处分。同时经过群众与组织的研究，送交上级审核，然后公布执行。最后找出艰苦朴素、增产节约有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9］
   
    可见，杨至成领导的中南军区后勤系统对于贪污浪费、享乐腐化、官僚主义和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的斗争，既毫不手软，又十分讲究政策界限与方法步骤，同时将预防与打击、严惩与奖励相结合，多措并举而实施。
    
    六、改进作风，建立机制，厉行增产节约，反对奢侈浪费。
 
    作风问题在战争年代就是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在和平时期就是党的形象与影响力。从艰苦战争中走来的杨至成将军对此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51年他就对中南军区后勤战线提出了改进作风的问题：“在作风上，要克服官僚主义，上下密切联系，切实掌握情况，及时纠正偏差，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不准自由开支，强调集中统一；要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反对贪污浪费，反对享乐腐化，反对工作松劲、疲塌及一切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后勤工作上他还明确要求：“在办公及生活方面，要节省办公用具、纸张，打字、油印等应注意掌握，节省水、电、汽油的使用，开会不能招待水果、香烟，不请客，不送礼，不包戏，把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全部进行节省，使之为国家积累资金。”［10］   
 
    同时，为了从制度上保证贯彻实行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他还在后勤系统执行新的员额编制，减少层次，从而用机制做保证，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层次环节、实行厉行节约的目的。在杨至成的主抓下，中南军区后勤战线出现了改进作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局面。
    
    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仍然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课题。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式，党风政风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最近中央又强调，要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11］
   
    两相比较，历史和现实都有相似之处。今天我们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又面临着改进作风、抵制“四风”的挑战，并且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