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生的教育实践是在抗战时期延安的具体情况和其教育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就是：教育是整个的、发展的、动态的教育思想的应用。在极端贫困的陕甘宁边区，物质供给又被国民党封锁。一个供给制度的学校，边区政府常出现连续几个月拖欠经费的情况，这使师生的生存成为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梁校长将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针落实实处。采取了以下一系列重大措施：在学校领导下，大家出资，学校整合全部资源，成立合作社，在合作社下成立运盐队、豆腐坊、饲养队，并规定三年级以上同学参加农业生产劳作，生产自救。四五年级半日学习，半日劳动。并立即组织全校师生开荒地，种粮种菜。当年秋天学生们的棉衣发不下来，就领回棉花和粗布，梁金生动员全校师生，自己缝制冬衣。老师指导帮助学生，高年级的帮助低年级的，就这样解决了学生的冬衣问题和生活的经费和物质问题。就是这年，冬天到了，前线抗日的战士还没有毛袜穿 ，梁校长号令全校停课一周，全校师生织毛袜。以解决战士冬装问题。后来边区的财政慢慢好转，但保小一直保持这种作风，44年、45年保小仍然自己解决冬装。被《解放日报》登报表彰。我们看到：一个小学生的生活、眼光、思想已经从边区扩展到整个抗日前线，扩展到抗日的全局。在这种生活、学习、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多么坚强、浑厚的意志和革命的精神。在政府有条件发放冬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制作冬衣。这是全局和教育养成的需要。就是44年边区政府仍然不能做到月月按时发放经费，也仍然有连拖几个月不下发经费的情况。只有从整体大局出发的学校才能培养出宏才大略的人才。

    从白区来的孩子神经质、任性、猜忌。为了教育这样的孩子，梁金生专门写了教育论文提纲，并在学校、教育厅做过报告，解决这种孩子的问题不是依靠少数人，而是在他周围造成一个友善的环境，从中国哲学的观点出发，光有环境还不行，还要找到结点、机点，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要点。由此，常动员师生共同研究找到这个机点。有一个白区来的学生，特别任性，常故意做一些不对的事情，表扬他不行，批评更不行。因为这些表扬在他看来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对他并不重要，他总是抱着怀疑的他态度。同学们共同研究多次，终于发现他默默做的一件好事，这是他真心做出的，但一直没有被表扬认可。当老师提到这件事时，他落泪了，感到了真诚和关怀。从此，他一下变成了非常努力的好孩子。

    为了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梁金生动用了自己的一切资源。梁金生是文协的执委，他认识文艺界的很多人才。他把孩子们的作文和绘画交给鲁迅艺术学院著名的作家和画家审批，审批后在礼堂展览，同学们互相观摩互相评论，好不热闹。至今，保小学生提起此事来还是侃侃而谈，好不兴奋。孩子们的作文和绘画能得到作家和美术家的批改，并全部公开，对孩子们来说好似一个盛大的节日，相互的嘲讽、批评、赞扬……。汇成了战斗集体的交响乐。坚强的革命集体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养成的。梁金生是《解放日报》的通讯员，他利用这个关系，同报社勾通，组织孩子们给在前线打日本的爸爸妈妈写信，最后选择了多篇登在了《解放日报》上。保小生看到自己通过报纸与自己在前线的父母互勉、通信，是多么的兴奋啊！他们已经成为抗日宣传的小鼓动家。保小生在他们的点滴生活中升华着成熟着。

    在极端困苦的边区生活中的保小生，至今都自认为保小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光彩丽迷，困苦成为幸福生活的衬托。他们有辩论会，高年级四个班，每个班抽出五人，分别代表羊、狗、牛、驴，批判指责对方，赞扬自己。我今年去访问了当时的保小生张燕林时，他对此仍记忆犹新。感慨地说：“最后，羊把我们狗贬的不行，羊说：‘关于狗的品质，我什么也不说，只要扔一块骨头，它们就挣打得一塌糊涂。’”这场辩论使孩子们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坏。这是多么生动的辩证法的教育啊！但它不是来自说教，而是来自孩子们的现实生活。

    在我国皇权专制两千多年，民主的思想淡薄，为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让学生在民主的实践中树立民主思想，梁校长决定：保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采用竞选的方式。候选人最后落在两人身上，男生李林森和女生李林荣。李林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梁校长写了一首歌来赞扬李林荣，号召孩子们向她学习。但在竞选时，李林森只讲他要当选就要办三件事：“第一、将长满荒草的枣林，平整干净，搬石头当石桌石凳，让枣林成为课外活动、打扑克、下象棋、看书、谈心、做手工的场所。……”，这三件实事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拥护。务实是保小的风范，李林森当选学生会主席后，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学生会的工作。最后在学生会的领导下，实现了李林森的竞选承诺。改造枣园的劳动师生都参加了，非常热闹。保小的民主教育是一幕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保小没有电灯，油灯才一班一盏，晚上根本无法做作业看书。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晚上的时间成为重头戏。第一、老师们讲故事。梁校长带头在学校给学生们讲了越王勾践的故事，其他老师讲了苏联等世界各地的故事。第二、组织孩子们自编自演，这是孩子们最兴奋的。选题、编剧、排练都是各班学生为主，老师指导。各班的戏都在礼堂演出。点一个汽灯亮堂堂的。上面演出下面喝彩、拍手、议论，最后再评出名次。每次演出后学生们都能议论兴奋好几天。业余时间，保小的孩子们自己做了各种乐器组成了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大乐队，还到延安去演出了多场。保小组织各种各样的业余活动和比赛，如打苍蝇、织毛袜、纺线等等。纺线就是一个陕北的女孩得了第一，孩子们的各种特长都得到发挥，得到表扬。孩子们的特长和特短在集体中互补，形成了孩子们在集体中的平等关系。这是学校多元性、多样化教育思想培育人才的结果，真是“我任天道容五行，不拘一格育人才。”所以保小培能育出各种人才：文学家、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军事家、火箭专家，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看到保小的生活是多么欢快怡人生龙活虎啊。但保小师生的物质生活是极度贫苦的。44年在保小师生的回忆中，被认为物质生活得到大大的改善的一年。可是我查看了44年陕北教育厅对保小的调查报告，才知道孩子们的物质生活是极其困苦，是我们现在都无法想象的。教育经费仍不能按时下发，梁校长必须主抓后勤，主抓总务科，才能维持这极度贫苦的师生供给。小学生高耶夫的碗摔坏了就是解决不了。梁校长叫保管员带上高耶夫到仓库里找，硬是找不到一个碗。最后，梁校长决定把自己家的三只碗给高耶夫一个。（我们家四口人三个碗 ）高耶夫觉得不能这样做，最后把厨房门口喂猫的一个破碗洗了洗自己用。

    44年教育厅的调查组对梁校长的工作下了结论：“梁校长很能吃苦耐劳，对工作热心积极，对学生关心，是历来所有校长没有的长处，他来以后，学校在各方面都前进了一步。”“在我们国民教育中，今天说来，还是在摸索前进中，应该集中力量建造一个榜样，而保小在全边区说来，是有这种基础的，再教育厅直接领导与我们的帮助下，多注意他们的教育与生活的改进。我想是可以的。”从这个结论可以看出，保小在边区教育厅眼里，已是国民基础教育的模范了。这就是梁校长在中小学教育上的探索、创新走出的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常说：党的优良传统、精神起于井冈，成熟于延安，难道我们党的教育事业不是这样么？其实，我们的小、中、大学教育也是这样。就其精神和传统来说，也是起于井冈成熟于延安。建国以后的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我们太忽视自己成熟的经验，太注重学习西方的支末。我母亲主政北京六一幼儿园的工作，始终坚持延安的精神。到八十年代我国引进了美国保教结合的教育思想。当教授据此思想找寻典型时，才发现我党在延安就对幼儿教育提出“保教结合”比美国提出此思想早了很多年。由此，北京当时的教育局长，对我母亲说：“埋没了六一十几年。”

    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在教育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忘却井冈、延安？

    父亲在理论和实践统一上，总结出其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是生长发展的、活的、是应势、应时、应情变化的；教育必须与政治合作，没有政治上的指导和支持，教育是不可能很好实施的；教育必须与劳动合作，学问和劳动合作，因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劳动者，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乃及军事工作；教育是整体的，我们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有各种特长和各种技能的劳动群体。这就是梁金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达到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的重大贡献。

    梁金生对我国医药事业、特别是中医事业的贡献

    第一，在延安的极度贫乏的，特别缺少药的环境中提出设立中药生产合作社，被财经部批准，并调任梁金生组建光华制药厂（中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曾立法取缔中医，但遭到广大中医界人士反对，和人民的反对，没有成功。对比之下我党刚刚在延安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后，即创办了中药厂。这很可能是辛亥革命后由政府创办的第一个中药厂。

    第二，梁金生在延安提出了发展我国医药事业的方针：“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后来，在延安座谈文艺会上，梁金生又向毛主席进言，反对撤销光华制药厂，要走中西医合作的道路，并得到毛主席的赞许，毛主席还说：“这都是他们搞的，现在太忙，顾不过来，以后再说。”44年毛主席在文代会上，力主“中西医合作”，并在解放后明确提出发展我国医药事业的方针“中西医结合”。

    第三，在李富春的支持下，梁金生将光华制药厂建成延安当时的一个综合企事业单位。1941年3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光华制药厂下设有采药科、总务科、保管科、会计科、工务科等，工务科下有碾药间、制药间、干燥间、包装间，每间设有主任。此外，尚有诊望室和疗养所。”“疗养所是为了重伤病员而设，时间还短，不过数月历史耳。现有所长一人，医护数人，大都购服汤药，按中医疗病方法进行医治。现已住院百五十余人，其所治好者有胃病、肺病、淋病、痢疾、伤寒、睾丸炎、关节炎等症。”我们看到：在光华制药厂同卫生材料厂合并前，光华制药厂以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综合的企事合一的实体，就光华制药厂的结构规模来说，是一个创举。这是中医“整体、整合”思想的具体应用，是中医“整体、整合”思想在机构设置上创举。

    光华制药厂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光华制药厂升格为光华制药总厂，下设光华制药厂和卫生材料厂。卫生材料厂是以西药为主，兼生产中药的企业，其规模比光华制药厂大，两厂合并，由梁金生任总厂厂长。这样，光华制药总厂就成为西药、中药、西医卫生品、中医门诊、住院治疗的大型综合企事业单位。这也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医人才领导西药生产的实例。

    梁金生不但办厂有方，中医的医术也是高超的，对此，报纸也有报道。“留守兵团政治部魏善剑同志曾患有肺结核病，于休养所休养六个月，仍未能恢复健康，之后由梁厂长诊后服用中药11帖，病竟痊愈，今已调任某处工作。”很多在延安出来的老同志也说，他们感冒后，吃一包胜利茶就好了，说胜利茶的效果可比阿司匹林，但在延安阿司匹林两元一片，而胜利茶只一两毛钱一袋，可见光华制药厂对贫困的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医药工作有突出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西医合作推进边区的卫生事业，梁金生领导的光华制药厂“为了研究医药工作，特与医大、卫生部合起成立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的态度共同研讨医药工作。此外该厂并出有《国药通讯半月刊》。”（《解放日报》41年6月19号）我们看到：在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梁金生领导的中医制药厂都处在主动、主导的地位上。光华制药总厂的成立，标志着在我党领导下，在极端困苦的陕甘宁边区开创出一条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新路子，由中医领导的中西医药生产、中医诊望、住院治疗的大型联合企事业单位。这就是梁金生对我国医药事业的重大贡献。

    父亲在教育和中药事业上的贡献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我的父亲梁金生能在短短的七年间，对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中医事业及教育事业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是与一个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没有党和边区政府创建的大环境，梁金生是不可能如鱼得水的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的。梁金生创办光华制药厂得到了张浩、李富春的大力举荐、重用、支持，才使梁金生的真知灼见得以施展，为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特别是中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最终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

    同样，在教育战线上，边区政府、教育厅也给与梁金生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困难的边区，梁金生将教育是动态的，教育和生产劳动合作，教育和政治合作等思想，大胆地、创造性地运用于边区的实践。上任后，就据时、据情、据地将保小高年级改为半日劳动 半日学习，以自给自足；小学学生会的选举以竞选的方式实施；每年都在小学里发展五名左右党员；在小学高年级开展辩论会；小学生暑期在延安的河里搞游泳训练等等，这一切都得到了边区政府和教育厅的支持。就在这种情况下，保小的学习成绩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提高了。

    大环境的创建，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导，是上述成果的保障。因此，这一切成果，都是属于我党和人民的，我们应该吸取、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在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再创辉煌。

    相关链接：梁金生烈士生平简介

    梁金生烈士（1906—1946），祖籍是广东省宝安县布吉草埔村(现属深圳市罗湖区)。出生于越南东川省南圻。

    早年回国读书，聪慧勤奋，志存高远，自修中医，通晓四国语言文字，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辗转越南避难，次年在越南加入越南劳动党。他在艰苦岁月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为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努力探索真理，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矢志不俞；他既是一名优秀的中医，又是一名教育家；他既是一名普通的革命者，又是一名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卓越领导者；他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一名越南劳动党党员；他即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又是东南亚各民族抗日联盟的执行委员，他把毕生的精力乃至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一位忠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梁金生出生在安南(今越南)东川省南圻，父亲梁二发，字维乾，雇农，因贫穷出安南谋生，成了华侨。母亲黄敬勤，安南人。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五岁，父亲病故。母亲带他到外祖母家居住。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六岁，在安南永隆省姨母家读书。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七岁，母亲认为梁金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梁金生从小应该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母亲带梁金生回国，居住草埔村。后因家庭财产纠纷返回安南，在外祖母家继续读书。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九岁，母亲再次带梁金生回国，在家乡新民小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