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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炭子冲大队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农民通讯员消息传开，靳江河畔的小山村沸腾了，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一件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推荐遴选。刘少奇提出的通讯员条件由乡亲们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漫天撒谎、油嘴滑舌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作田人，才有资格担任刘主席的通讯员。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4位，作为特邀通讯员定期向刘少奇主席反映家乡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通讯员遴选经过。乡亲们既热情又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此时已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通讯员到北京面谈。乡亲们收到刘主席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奔走相告：刘主席没有忘记家乡人，共产党看得起咱们种田人!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每人不约而同地理了个“运动头”、穿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白底黑面布鞋。而且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8分钱一包的经济香烟
在北京站下了车，心头骤然升起了一股刘少奇主席家乡人的自豪感，学着解放军战士走路模样，4人自动排成行，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北京前门的大街上，以致引行人的注目，以为是来北京观光的少林寺和尚!他们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
宁乡人出差到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招待所。当他们寻找老乡介绍的那家招待所时，营业员告诉他们不对外营业，须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跟服务员搭讪：“我们请刘少奇主席开张介绍信能不能住?”服务员严肃地说：“请你们不要开政治玩笑。”招待所的负责人见这几位年轻人讲话操着湖南口音，关切地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兜里掏出刘少奇发给他们的电报，接待人员看罢电报内容，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刚刚在招待所洗漱完毕，一名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前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你们现在就去中南海。一辆黑色的轿车载着这些朴实农民，七拐八弯来到中南海一幢四合院子房子前。房子年代久远，青瓦灰墙、圆柱朱梁，一点也不气派，像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刚下汽车，刘少奇和王光美迎上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叔，您好!”
刘少奇微笑着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入乡随俗’就不觉得生疏!”
刘少奇和言笑语把家乡的客人请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4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个书架和文件柜。一对沙发套上白布套，一把滕靠椅显得很陈旧。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木制办公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乡里乡亲、其乐融融。
交谈是从家乡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还记得许多老朋友的名字，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由大队小学王老师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粗略一看了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联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成敬常便自告奋勇地说：“我肚子里装的书也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刘少奇和言细语的接着又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到了首都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刘少奇和王光美谦恭地把老乡送出家门。晚上，4个人兴奋得彻夜难眠，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
“十一”国庆节到了，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收到一张印制精美的国庆观礼出席证。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眼睁睁地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国庆节那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人头攒动、载歌载舞，眼前犹如一片欢乐的海洋。此情此景，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心潮澎拜。尤其是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农村的作田汉子，更是受宠若惊!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商场、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家乡后，自觉地忠实覆行农民通讯员的职责。
“请你们给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这是刘少奇回乡调查时，对公社干部说出的一句最言重的话。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家乡炭予冲第二天，就打听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几位农民通讯员情况。
进京的4位农民通讯员，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顺其自然的补充进来。针对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农民通讯员经常在一起商量，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投邮寄给刘少奇。开始那几年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来信，刘少奇对农民通讯员的来信非常重视，要么亲笔复函，要么托人捎口信以示感谢。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刘主席和农民通讯员之间产生了误会，中断了通讯往来。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邀请的农民通讯员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昵?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通讯员呢?继续给刘主席写信有没有必要呢？通讯员们陷入惆怅。
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于1958年4月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瞎指挥搞密植，没有足够的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死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粮食产量不靠谱。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多斤，有的还报了1000多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会遭殃，百姓会受苦。
其实，从1959年起，农民通讯员写给刘少奇的信，都被当地政府扣押了。
3、听儿时伙伴道真情
刘少奇回乡调查时，当他儿时的伙伴李桂生告诉他，三年经济困难是从上至下刮“五风”造成的，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把农民的心里话一字一句地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他要用这句大实话告诫全党，警惕左倾思想蔓延和“五风”悲剧重演。
李桂生，宁乡县花明楼人公社炭子冲大队。1904年出生在炭子冲大队罗家塘生产队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比刘少奇小两岁。少年时曾与刘少奇一起上学、放牛和玩耍。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直到刘少奇走出炭子冲、走向宁乡、走向长沙求学、走向全国参加革命。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时，李桂生是安湖塘生产队的耕牛饲养员。5月4日，刘少奇便请李桂生交谈。当李桂生来到旧居时，只见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恭敬地站在门口迎接。刘少奇一见李桂生，便向王光美介绍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同学，看牛、刈草、玩游戏的好朋友!”然后紧紧握住李桂生长满老茧的双手，深情地回忆幼年时代的桩桩往事。刘少奇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看牛，一起刈草和洗冷水澡的事吗?”李桂生感慨地说：“记得很清楚啊，好象就是昨天的事。”然后，刘少奇又向李桂生详细询问了公社农业生产情况。
第二天，刘少奇和王光美一道又去李桂生家登门拜访。刘少奇与李桂生交谈了一些农村情况、公共食堂以及退陪问题等。接着，刘少奇在李桂生的陪同下，来到小时候游泳的安湖塘。两人漫步在安湖塘的田硬上，望着一湖碧水和一片粮田而思绪万千。刘少奇问：“李七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塘里洗澡打水仗吗?”
李桂生高兴地回答：“记得，把牛放在塘边吃草，我们光着屁股跳进塘里摸泥鳅、捉黄鳝，只顾贪玩，忘记了放牛的事，上岸后才发现牛在禾田猛劲吃禾苗，遭到了大人一顿恶狠狠的责骂。”
刘少奇指着前面一大片鱼池子不解地问：“那里原来不都是上等稻田吗?什么时候变成了鱼池了?”
李桂生满肚子怨气：“这是大队书记王升平干的好事，说什么要把炭子冲变成鱼米之乡，粮田挖鱼池，锼主意啊!”
“养了鱼没有?”
“没有，一丘丘粮田，变成一池池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浪费啊！”
刘少奇问：“听说，去年干旱得厉害，安湖塘的水干了吗?”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严重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有一年干旱，塘底干得可以作晒谷场，但每亩田还能收得三四担谷呀!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都是‘五风’刮得咯样!”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咯厉害!”
“冒错。”
耕牛饲养员领着国家主席，行走在安湖塘边的田埂上，边走边说，不知不觉来到了安湖塘公共食堂。食堂里，又乱又脏，灶屋里空无一人。蒸饭的蒸笼，几格架在灶台上，几格搁在地上。吃过饭的钵子堆满案板，做菜吃的莴笋叶子摊满一地。李桂生告诉刘少奇：“食堂炒菜只放盐，不放油，社员吃不饱，做事没力气。”望着眼前景象，刘少奇一阵心酸。
昔日放牛娃，相逢桑梓地，两人都沉浸在回忆和感慨之中。李桂生并不觉得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一位国家主席，更像是一位知根知底知冷暖的农民兄弟!
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在分析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时，就采用了李桂生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原话。他认为这句话代表了广大农民对当时农村形势的估价和判断，是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看法，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教训
三、实事求是辨真伪的方法
刘少奇经常告诫国家司法机关不要回避矛盾、掩盖错误、逃避责任，而应当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维护法律的尊严，做到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公正办案，做到凡属于冤案，予以昭雪；凡属于假案，予以平反；凡属于错案，予以纠正。要用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立信于法，取信于民。
刘少奇回乡调查，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浩然正气平反冤假错案，给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的天华大队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摘帽；为因“破坏耕牛案”而蒙冤受屈的冯国全父子平反。批示政法机关复查已判反革命罪正在关押的鲤鱼江电厂女职工刘桂阳反革命案；要求花明搂公社撤销对因张贴“打倒刘少奇”反动标语而被开除学籍的小学生肖伏良处分决定；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刘少奇实事求是辨析真伪的工作方法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
1、复查刘桂阳冤案
1960年6月29日，鲤鱼江电厂女职工刘桂阳接到了一封衡阳老家的来信，得知父母和弟弟病重，家里却连买盐的钱都没有。第二天刘桂阳回到老家，情况比信中说的更严峻。弟弟得了严重的水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爷爷因得水肿病已经离开人世；姐姐的儿子活活饿死；姑妈因无法生存而自杀；姑妈的小儿子人还没有落气就被扔到了河里。回到电厂后，刘桂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把农村发生的情况反映给党中央的想法油然而生，寄信又怕中央政府收不到，为了可靠，决定亲自到北京反映情况。
7月22日，刘桂阳取出了仅有的73元工资积蓄。买了3张大红纸和笔墨。晚上9点多，她趁丈夫上晚班，将红纸裁成12张小块，分别把：“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的雪亮的眼睛吧，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农村也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等内容写在12张纸上。
7月24日，刘桂阳留下了诀别信，踏上了北上的列车。26日到达北京后，打听了很久才找到国务院的大门。因为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卫，刘桂阳无法进门，只好用糨糊粘上已写好的红纸标语贴在中南海的红墙上。万万没有想到，刚把标语贴好即被警察逮住了。
在北京公安局关押了几天，审问了几次，最后通知郴县公安局派人把刘桂阳带走了。很快，刘桂阳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12月，因为刘桂阳有孕在身而获保外就医。过了几个月，郴县县长到电厂找到了刘桂阳，告诉她党中央在关心她的案子，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原来，刘少奇阅读了刘桂阳的案情通报，他即批示公安部向他提供一个专题复查报告。经公安部门再次调查，认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找刘桂阳同志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所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省委宣传部及时编发了一个叫“刘桂阳精神”的宣传小册子，号召全省人民向刘桂阳同志学习，如实的向党中央反映基层情况。6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亲自到鲤鱼江电厂与刘桂阳谈话。
刘少奇回乡调查期间，仍然挂念刘桂阳案结果。有一天，他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刘桂阳案情，得知已经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说明她还相信党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不应该判罪。”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刘桂阳重新收监。1969年3月16日，资兴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小组对刘桂阳作出了维持原判五年、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决。刘桂阳不服，上诉到郴州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9年9月21日，二审撤销了一审判决，但判决维持刘桂阳的第一个五年刑期，扣除已执行和关押的日期，剩余刑期监外执行。从监狱回家后，刘桂阳失去了工作。1979年3月3日，鲤鱼江电厂根据刘桂阳的请求，向资兴市人民法院送交了一份建议重新复查刘桂阳案件的报告。资兴法院第二天立案审查，3月13日作出了宣告刘桂阳无罪、建议恢复工作的复查报告。4月4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资兴法院的复查报告正式判决，撤销刘桂阳的有罪判决，重新安排工作。
2、纠正冯国全错案
刘少奇回乡调查时，亲自在天华大队纠正了一桩错案。1957年2月，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养的一头耕井突然病死，经解剖在腹中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当地政法部门草率地认定是饲养员把铁丝钉进牛肚，作出了“破坏耕牛”的刑事结论，残酷地对当事人进行批斗和监管。
刘少奇听了案情汇报后，要求公安部门重新调查，不仅要调查当事人，还要向老兽医和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请教。刘少奇对公安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想想看，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它能那样俯首贴耳地任人将铁丝钉进自己的肚子里?请你们调查清楚后给我写个报告，好不好?”
刘少奇从中察觉到，有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办案马虎，对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经过认真复查，这头耕牛是天华大队买来之前，被一位年幼无知的玩童把一根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看看牛能不能嚼烂铁丝，导致耕牛病入膏方，最终因胃出血死亡，并非饲养员蓄意破坏耕牛。确凿的证据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陈述了这一案件的全过程，还当事人以清白。
刘少奇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对类似案件的重视，于7月1O日批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法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并批示此件发至县以上公安、政法部门阅读，对各地近几年来所有由于死牛胃内、肺内发现铁丝、铁钉等而定为“破坏耕牛”的案件，都进行一次认真清查，以便使政法部门作出的结论符合实际。
3、解除肖伏良处分
有一天，刘少奇在炭子冲旧居前的小道上散步，发现一根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小标语，上面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仔细观察，字迹歪歪斜斜，笔画稚嫩，应该是未成年人所为。回到住地，刘少奇交代工作人员：标语贴了就贴了，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小题大做。如果有可能，倒希望见见这位小朋友。没多久，案子就破了，标语出自花明楼小学四年级学生肖伏良之手。
事情发生后，花明楼小学校长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开除肖伏良学籍，交司法机关处理。二、班主任郑淑梅管教不严，追究政治责任。三、对全校学生作一次摸底排队，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将破案经过和处理意见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听后摆手说：“不要开除学籍。小孩子吃不饱饭，有怨气，我是国家主席，当然有责任。至于校长、班主任，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呢?我倒想见见这个肖伏良，他写的那个条子，一定事出有因!”
大队干部很快把肖伏良带来了。刘少奇诧异地对他说：“怎么，是你?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肖伏良抬头一看，眼前是一位和蔼可亲、白发苍苍的老人，恐惧感稍有缓解，便不假思索地说：“您就是刘主席呀，我不反对您了!”屋里的人都笑了。大队干部训斥他：“你写反动标语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什么，还要坐牢?”肖伏良顿时哭了起来。刘少奇对李强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请你告诉学校，校长不要检查了，班主任也不要停职反省了。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真话呀!”刘少奇微笑着把肖伏良拉到自己身边，亲切地说：“小朋友，不要哭，怎么会叫你坐牢呢?那是人家故意吓唬你的。你说说心里话，你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
年幼的肖伏良含泪道出了真情。他和妈妈在公共食堂吃饭每餐只有三两老秤米，实在吃不饱。妈妈自己忍饥受饿，把饭留给儿子吃，却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儿子为了让妈妈吃一餐饱饭，趁食堂无人偷了一钵饭，结果被食堂炊事员发现追了回来，还挨了一顿毒打，肖伏良听说刘少奇回家，只好用写标语的方法出气 ……
肖伏良说罢，静静地等待着刘少奇的发落。刘少奇却没有责备他的意思，耐心地问：“照你这么讲，是公共食堂不好咯？”肖伏良回答：“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刘少奇笑了，说：“好了，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遮掩的真话了!光美同志，你说是不是?”李强目睹了这一幕，内疚地说：“少奇同志，我们的思想方法也许有毛病，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当作大案来办!”刘少奇很尖锐地对李强说：“老百姓总是有牢骚才发，干部该骂才骂嘛。动不动就批斗、判刑，哪个还敢讲真话?少一点惩罚，多一点体恤，才会有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理直气壮解难题的魄力
刘少奇总是带着问题搞调查，理直气壮解难题。能否办好公共食堂，是当时全党争论的焦点，也是回乡调查的重点。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全国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办公共食堂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当时的舆论导向。经过深入调查和反复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公共食堂确实难以为继，用农民的话说：如果公共食堂继续办下去，会导致“人死路绝”。
1961年4月19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召开的工作组和大队干部会上说：“公共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不办公共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替农民说出了积压已久的心里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四面八方闻风而动，天华大队食堂散了；广福公社的食堂散了；长沙县的食堂散了；全国的食堂散了。
为了避免在解散公共食堂过程中出现新的混乱，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刘少奇于4月22日在天华大队召开的工作组汇报会上指出：“解散食堂已经有风了，要加强领导，现在还是讲‘退’不讲‘散’”。刘少奇在会上肯定了县长李满成汇报的蒿叶塘生产队解散公共食堂的六条保证：第一，不影响当前生产。第二，不妨碍集体经济。第三，不造成新的损失。第四，生产队的干部和党员在分伙帐的时候不自私自利，要公平合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处理好，互相之间的东西通过协商解决。第五，生产队长、事务长在食堂未分伙帐以前要负责管好生活、结清账目。第六，对困难户要妥善安置。
刘少奇还指示省级供销部门速调运一批锅、灶、煤、柴、米、油、盐、碗、刀、铲、水壶、筷子等农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按需发给农户。
刘少奇还与省委负责同志一道，就有序组织农民生活物资供应，制定按劳分配政策，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及社办企业、手工业经济；倡导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强化基层党员服务意识；在公社建立基层派出所、法庭方便农民上访告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布署，向全省推介长沙县组建基层法庭、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经验和天华大队的具体做法。
1、为右派摘帽
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与群众的接触中，得知有一个叫段树成的人，为人正直，办事能干，是天华大队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因为他敢于讲真话，在工作上同总支书记彭梅秀有分岐，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撤销职务。刘少奇决定找段树成谈话。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到驻地，段树成如实向刘少奇汇报了许多情况。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量、工分价值、水肿病人数等都是虚报的。社员口粮按老秤计算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一餐吃。全大队得浮肿病的人数超过100人。天华大队是全省的先进单位，经常有人来参观，为了保先进，上面还给了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天华山上茂密的树木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为了掩人耳目，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会得浮肿病。刘少奇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还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议，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段树成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是土改根子。他为人坦率，说话从不转弯抹角，办事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强求别人理解，想干就干，没想到这样做却惹了麻烦。
那是两年前的这个季节，公社指示“大搞经济作物区”和“专业生产片”，指定天华大队把连片的稻田改种棉花。段树成认为王家塘附近一片“冷浸田”种棉花不合适，种下去后连种子也收不回，于是顶着压力、自作主张还是将这片田种植水稻。
当他看到天华大队的山坡上新开垦的梯田种茶间距太宽，浪费土地，便安排社员套种红薯，以期增收杂粮，解决社员饿肚子的问题。竞有人借此事小题大作，向上级告状：这梯田一层层，茶苗一行行，整齐划一，让人参观多好看!干么要套种红薯?是有人故意破坏专业化茶叶生产，给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抹黑。
段树成对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而引发的乱砍滥伐山林十分反感。他望着一座座青山被“剃光头”、一丘丘稻田改成“旱地”而大声疾呼：“不能再砍树了，不能再废地了，这样砍下去会让子孙后代喝西北风。”于是又有人批评他是故意与“总路线”、“大跃进”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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