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白色恐怖、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汉冶萍产业工会总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全总苏维埃执行局长，苏堆埃政府劳动部副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从1943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付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卓越贡献!刘少奇的光辉思想、高尚品格、崇高风范永远铭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他用自己的言行矗立起一座人民公仆的丰碑。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是一次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回乡之旅，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克服困难、化解矛盾、走向辉煌搭建了一座桥梁，举起了一面旗帜，树立了一根标杆；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导致全国性的生产不足、物资溃乏，农民缺衣少食、贫病交加，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困难面前，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20日，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毛泽东致信田家英，指示成立三个调查组；陈伯达带一个组去广东，田家英带一个组去浙江，胡乔木带一个组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每个组用10天至15天时间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三个组在广东会合后听取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中央到地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迅速行动起来，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调整国民经济计划、重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停办公共食堂、扭转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真心实意走基层的情怀
1961年4月1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刘少奇与毛泽东羊城话别，携夫人王光美一道，轻车简从，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家乡，先后在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进行了为期44天农村调查，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总共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上百次地和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谈话，做了6万多字的调查笔记，为党中央及时纠正工作失误、合理制定方针政策、解散公共食堂、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提供了决策依据。
刘少奇把回乡调查看成是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同群众交心的机会，他带着对农民群众的淳朴感情，真心实意地视群众为衣食父母，拜群众为师，向群众问计，为群众解难。他在1961年4月13日的长沙县天华大队干部和工作组会上诚恳地说：“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也就是说要靠老百姓的帮助。”足见刘少奇谦虚谨慎的态度和体恤民情的胸怀。
刘少奇还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和言细语的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直截了当向大家表明此次调查的目的。
他在调查中，既不搞蜻蜓点水，也不搞走马观花，而是脚踏实地走向社会最基层，走进寻常百姓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稻田、在菜地、在山坡、在农舍，平等地与农民交心通气、嘘寒问暖，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尊重。
在湖南农村的44天调查，63岁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身披棉大衣，头戴蓝布帽，脚穿胶鞋，手撑雨伞，跋涉在家乡的泥泞小道上。
1、路宿养猪场
1961年4月3日，阴雨绵绵，寒风凛冽，刘少奇乘坐的吉普车从宁乡县招待所出发，驶向他魂牵梦绕的炭子冲。
刘少奇自一九二五年长沙蒙难，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家探望母亲之后，为革命东奔西跑、南征北战，一直没有时间回到家乡，游子思乡情切，那种心境可想而知。
当汽车行至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时，一栋青瓦屋顶的土砖泥墙上，一行醒目的“万头猪场”石灰标语映入眼帘，刘少奇见此顿感兴奋，急于看到农村大好形势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立即叫司机停车。当他走进猪场一看，只有两头如饥似渴的老母猪，见来人乱
轰轰的嚎叫不停，心里一阵冰凉。刘少奇在每间空空如也的猪舍转了一圈之后，沉重而又果断地说，今天我不走了，就住在这里搞调查。猪场里臭气薰天、门窗透风、屋面漏雨、地面潮湿、到处蜘蛛织网、老鼠乱窜，工作人员在劝阻未果的情况下，只好纷纷动手打扫卫生准备安营扎寨。为了搭地铺，工作人员跑了几里路才凑合着找到铺床的稻草，勉强将养猪场一间破烂不堪的饲料房改作了“总统府”。就是在这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住就是7天7夜。在“鱼米之乡”的家乡，找一捆铺床的稻草却非常困难，刘少奇意识到，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比他预料的情况更加糟糕。
在空旷的田野，刘少奇看见一名衣裳褴褛的小孩在挖野菜，主动上前打招呼，“小朋友，在割猪草呀？”小朋友含着委屈的眼泪气冲冲地说：“你才是猪咧”。经刘少奇细心追问，才知道小孩是在挖野菜充饥。
在东湖塘公社的日子里，刘少奇看到的是满目萧条的景象，山上的树林被砍光，上等的稻田被挖作鱼池，春耕临近无人下地干活，卫生院的水肿病号人满为患，当刘少奇向社员了解情况时，个个都“饿着肚子装温饱，睁着眼睛说瞎话”，异口同声形势一派大好，刘少奇与省委书记张平化商量，决定改变调查策略。
4月8日下午，刘少奇一无所获得地告别了王家湾养猪场，近在迟尺而不入家门，却带着王光美去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旧居，到湘潭市郊农村调查并看望水肿病人。
2、蹲点王家塘
无巧不成书，刘少奇一生与这个类似的地名有缘，延安王家坪，东湖塘王家湾，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王家塘。
到1958年秋天，全国农村办起了三百九十多万个公共食堂，四亿多中国农民迫不得已放弃富足而温馨的生活方式，一窝蜂地在公共食堂吃起了大锅饭，过上了“共产主义新生活”。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泛滥成灾，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罕见的大饥荒在中国大地蔓延。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到达长沙的第二天，就召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研究下乡调查，刘说：我们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各种小型调查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回家乡是个好办法，熟悉情况，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
刘少奇选择天华大队蹲点调查，是因为当时天华大队是全省出名的“红旗大队”，是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的联系点，党总支书记彭梅秀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这里的粮食连年增产，“公共食堂”越办越好，社员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因为胡乔木同志作中央调查组长挂了名而未到任，以人民日报社副社长胡绩伟为代组长的中央调查组已于元月5日先期进驻了天华大队，听汇报说该队的生产、生活搞得那么好，刘少奇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持续低温的倒春寒笼罩着天华大地，淅淅沥沥的斜风细雨下个不停，农民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春耕。1961年4月12日，刘少奇从长沙市来到天华，首先召开大队党员干部座谈会，但这次座谈会出师不利，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带头发言，大讲特讲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种种好处，其它与会人员都心领神会地与党总支“保持一致”、随声附和“唱赞歌”。刘少奇到达天华的当天，应邀到公共食堂就中餐，餐桌摆上了红烧肉，社员每人一钵白米饭，有“过节”的气氛。细心的刘少奇看到社员们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和营养不良的面容，重重疑虑涌上心头，一言未发。
这次座谈会之后，刘少奇决定调整调查方式，避开大队干部，只请普通农民来参加座谈。当时正是春耕时节，社员们都在田里出集体工。为了不耽误社员出工时间，刘少奇采取两人换一人的办法，由工作组的同志去替换在地里干活的社员谈话，分两批共请了16个人到他的驻地开座谈会。
刘少奇在座谈中谦逊地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来谈话，耽误了你们出集体工，我们的同志不会干农活，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今天请你们过来谈一谈话，听听你们的意见，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不辩论，请大家都放开讲。总而言之，要把事情搞好，要为大家好，请你们随便讲话，请大家向我讲真话。
开始，刘少奇见到了几位只顾抽闷烟而一言不发的农民兄弟，知道了他们心里有顾虑，站起身来，摘下蓝布帽，露出了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在座的社员深深鞠躬，请大家提意见、讲真话、道实情。国家主席的真诚，深深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位社员。
第一个发言的是身材魁武的彭五大汉，他直接了当地说：“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他一一数落了公共食堂的缺点：把大家都集中起来住在一起，一点都不宽松，自己的屋了空在那里，自留地也不能种。以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红薯、芋头、豆子都很多，根本吃不完，而现在把公共食堂一办，这些优越性都没有了。肚子吃不饱，做事没力气；大个子、小个子做事都记一样的工分，技术不分高低，搞平均主义，大家一起饿肚皮。
接着彭五汉的话题，年近五十的彭玉鸿说：看到生产发展不快，许多东西没有了，伤心呀!他说着说着，就哭了。随后，杨运桂跟着说，“要办好公共食堂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学‘张公百忍’”。接着还有小伙子李正球也抢着发言，群众都说公共食堂不好，干部都说公共食堂好，关键是当干部的饿不着。近五年来，全大队非正常死人数上百人，而彭梅秀向刘主席汇报说仅死了十人……在随后的几天调查中，村干部主动向刘主席汇报说：“办公共食堂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
会后，刘少奇还给王光美专门讲解“张公百忍”的典故。
这就是中国农村所谓：“红旗大队”的真实情况。
刘少奇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八天。
3、回到炭子冲
1961年5月3日，刘少奇终于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生他、养他、哺育他成长的家乡炭子冲。虽然他归心似箭，但他回乡调查的任务更重；他虽然身处近在咫尺的东湖塘，却不得不三过家门而不入。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养猪场住了七天，在湘潭调查了两天，在天华大队王家塘蹲点调查十八天。当他把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有条不紊处理好国事、基本完成了预定的调查计划等最重要的事办妥之后，终于回到了炭子冲。他的到来，确实有点出人意外，一位共和国主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无鬓毛衰”，没有衣锦还乡的风光，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没有戒备森严的警卫，他是选择在夜幕降临的黄昏时候，悄悄地回家，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朴实、寻常。
他乘座一辆嘎斯69吉普车，脚踏一双胶鞋，身披一件棉大衣，头戴一顶蓝布帽，手撑一把油纸雨伞，紧紧拉着王光美的手，平静而又轻松的跨进了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
从朝门、到内院，从堂屋、到卧室，刘少奇对身边的光美同志说：“住在家里比招待所好，进出自由，与亲戚朋友交谈方便”。在自家厨房的餐桌上吃饭时，他风趣地对王光美说：“过去女性不能与男主人同桌吃饭，你多幸福哦，妇女半边天了。”一个国家主席，就在这栋普通的农舍里，与父老乡亲、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开会、聊天、拉家常，批阅党和国家公文，接待民众上访，住了整整7天。白天，他漫步在乡村小道，公共食堂、社办工厂、水库工地、人民法院、医院、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那清瘦的身影和勤政的脚印。
他和夫人王光美步行10多里，专程看望同胞姐姐刘绍德，给她送去“5斤大米，2斤猪油，2斤饼干，2斤糖果，9个盐蛋”，临别时，姐姐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夺眶而出：“老弟呀，吃完了这些，到哪里去找你呀?”因为前一年丈夫得水肿病而亡，心有余悸。刘少奇深情安慰道：“姐姐啊，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天下的老百姓都在等着加一把米，你要与乡亲们一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日子会好起来的。”
刘少奇离家返京的前一天，还做了一件看似私事的公事。公共食堂解散之后，很多农民因过集体化生活房屋被拆而无家可归，他要公社党委书记帮他请来6户无房户，把自己家的旧居分给农民居住，农民不肯接受，说旧居经常有外国人来参观。刘少奇耐心劝说：我已交待省委，旧居停止对外参观，如要接待外宾，带他们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旧居。社员还是有顾虑，刘少奇诚恳而又严肃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这6户农民没有想到在这里一住就是20年。文化大革命中，一批又一批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前来冲击旧居，社员们奋不顾身地誓死保护自己的家园，使旧居风采依旧、完好无损。
1961年5月10日清晨，天还未亮，细雨蒙蒙，刘少奇为了不惊动乡亲们为他送行，悄悄离开了炭子冲……
二、腑首躬身听民声的作风
刘少奇回乡调查，为了亲耳听到社情民意，出发之前，他交待身边的工作人员轻装简从，采取在苏区和长征时期搭门板、铺稻草、睡地铺、自带干粮的方式，不打扰农民的生产生活。白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公共食堂看厨房、到卫生院看浮肿病人、到田里看庄稼、到农家看老农，用心倾听农民的意见。晚上把农民请到自己的驻地开座谈会，与农民拉家常，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出主意、想办法。他在家乡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调查时，看到万头猪场没有猪，高产粮田被挖作渔池，拆了农民的房子住集体宿舍，收缴农民的生活炊具大炼钢铁，山上的树皮被剥去当粮食等现象，在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社员会上动情地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了，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大家。
为了掌握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真实情况，刘少奇总是腑下身子亲耳听、亲眼看、亲身感受。63岁的国家主席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干部社员座谈会上，面对统一口径、封锁情况、不敢讲真话的朴实农民，一声声道歉、一次次鞠躬、一遍遍代表中央承担责任。他走进农民家的厨房揭开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葛根和糠巴巴；拉开农民的衣柜，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噤若寒蝉；打开农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没有油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符实啊。他躬身农民屋檐下，拨开风干的人粪便，发现里面尽是消化不了的树皮、草根、谷壳等粗纤维，为农民饿肚子度日而内疚不安。
1、从会计报表中求真象。
天华大队的一份年度会计报表让刘少奇寝食难安，1960年全大队人口1186人，1324亩粮田，产粮120万斤，上交国家征购粮32万厅，人均可分配口粮742斤，从帐面上看确实是一个红旗单位和粮食高产典型，既然有这样高的粮食产量，这么多的粮食，为什么农民吃不饱呢？为什么水肿病人这么多呢？
经过刘少奇的深入调查和认真核实，知情人士告诉刘少奇，天华大队有两本帐，上交的报表是应付上头的公开帐，还有一本是实实在在的秘密帐。天华大队1960年实际产粮只有72万斤，为了保先进虚报了48万斤，除去国家征购粮32万斤，人均口粮只有337斤，再除去种籽粮、牲口粮、调工粮、公摊粮，能够给农民糊口的粮食不足半年。
刘少奇经过认真剖析、仔细分析天华大队“红旗单位”这一典型代表，看清了当时农村形势的本质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真象。放高产卫星、撒弥天大谎、图政治虚荣，是导致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浮夸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粮食高产卫星满天飞。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丰产试验田小麦亩产7320斤；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孝感县长风社早稻田亩产15361斤；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公社建国第一农业社早稻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早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以至高产卫星记录不断刷新，弄虚作假泛滥成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量是人的胆量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等宣传语言盛极一时。
2、请农民通讯员说真话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暑假回乡。
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刘墨钦的孙子。离京前，刘正山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重要任务，回乡后为他聘请几位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刘少奇同志隐隐感觉到，很难直接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了解下情全靠间接的听汇报、看材料、读报纸、听广播，而只报喜、不报忧成了惯例。
刘少奇想与人民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通道，请他们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向他反映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干部作风情况以及农民的愿望、困难和要求。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通讯员既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是敢于讲真话的老实农民。他对即将返乡休假的侄孙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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