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黎平会议召开（1934.12.18）到成立前敌司令部（1935.2.28），再到新的三人小组形成（1935.3.11），朱德身为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制订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完成战斗部署，因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指挥作战，熟悉该作战区域内的地形。 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与朱德总司令的精心谋划、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使红军在运动中调动、摆脱和歼灭了敌人，牢牢掌握战役的主动权，时刻处于不败之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四渡赤水之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新领导，之所以用兵如神，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就在于谋略上高敌一筹。无论是攻防、打走、进退、集散等作战行动，都能巧妙运用虚实变化，迷惑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隐匿自己的企图。”

    运筹决胜的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恢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为党内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战役胜利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是对毛泽东指挥遵义战役胜利的肯定。红军三渡赤水前,中央政治局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的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重新回到手中，得以导演一出军事胜利艺术话剧。

    1、“牵着敌人鼻子走”，变被动为主动。在土城战斗中，开始对敌人兵力判断不准，发现问题后，毛泽东适时下令撤出战斗。这是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的锐利武器，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的因素，从而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指挥范例之一。 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后，使尾追之敌后方空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事指挥小组依据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成功使用过的“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抓住敌人黔北虚弱的有利时机，立即挥戈东进，二渡赤水，直奔遵义。在遵义战役中，红军激战5天,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红星》报报道:“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对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 在鲁班场战斗中，毛泽东见打成僵局，立即下令红军主动撤出，不与敌人拼消耗，乘机挥军北上，从茅台三渡赤水河。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指挥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公开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以佯动吸引敌军重兵向川南集结，特别是调动滇军。蒋介石果然中计，3月20日，蒋介石发出“筑碉阻剿”红军的电令，命令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合力“进剿”，叫嚣：“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当蒋介石调集大军，遍筑碉堡，围歼我军的部署还没有完成时，毛泽东就抓住战机，毅然准备回师东进了。在蒋介石发布“筑碉阻剿”红军电令的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置命令，红军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其时正是蒋介石各路大军纷纷向川南云集之时，毛泽东指挥红军巧妙地与敌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严密防堵，但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远远地甩在后头。红军四渡赤水后，折迫贵州，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威逼贵阳，是毛泽东导演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最精彩的一幕。连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叹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说：“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临机处置，体现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的主动撤退，遵义战役的胜利，威逼贵阳的举措，充分说明：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军队，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之大“围剿”，改为我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置于在战役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在战略上弱者的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术上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2、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时，往往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以奇思妙想之计收出奇致胜之效。不攻而示之以攻，欲退而示之以进，有时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有时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如此变幻莫测、不依定法的战略战术，使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恰似一头雾水，模糊不清，穷于应付，追剿失败。红军将领郭化若在《十年红军战争曲折发展过程的初探》一文中对这段传奇历史这样写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急夺泸定。在十五倍于我的敌人堵、追、截、炸中，摆脱敌人，把敌人甩在六天行程之外，越过了长江天堑，这是军事上的奇迹，是军事领导艺术的高度表现。” 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师长万耀煌也哀叹：“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

    3、毛主席主张不打打鼓新场改打鲁班场的决定，体现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二渡赤水、遵义战役后,3月5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命令，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段“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而主力红军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则集中于鸭溪附近，准备两进突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敌主力周浑元纵队，力图再打一个胜仗，站稳脚跟。” 3月5日傍晚,红军前敌司令部开赴鸭溪前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召集中央20人开会,讨论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问题。毛泽东主张不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 毛泽东在会上坚持不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但会议未作出决定。会后,毛泽东半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第二天一早开会,周恩来说服了大家。鉴于张闻天每天要开20余人的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容易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小组,指挥军事。 3月11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12日，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上,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指挥军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3日，中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以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提出放弃攻打打鼓新场意见后,中革军委根据第二天获取的情报而制定的,使红军又避免了一次因攻打打鼓新场而陷入重围的危险。14日,中革军委发出“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命令。15日,鲁班场战斗打响，但红军原定夺取的目标均未得手。这时,离红军西北60里的川敌8个团开来，吴奇伟部已过乌江进至枫香一带。在鲁班场阵地强攻不克、援敌又已逼近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作出撤出鲁班场战斗,第三次渡赤水河的部署。16日晚,红军全军在仁怀茅台镇的山羊坳、朱砂堡、银滩三个渡口由东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暂时隐蔽在四川古蔺南部的大山中,并在三天后调头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跳出敌人包围圈。这种运动战术，红军在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运用过。

    奇兵神勇的英雄气概

    有学者指出：“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忽进忽退、忽左忽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突破十倍于己敌人的围追堵截，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彰显着让人叹为观止的神奇。”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相机北渡；二渡赤水，重占遵义。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是蒋介石亲自部署追堵中央红军的一次最大失败。蒋介石在指责薛岳的电文中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调动滇军，巧渡金沙江，体现了红军的弥天大勇，真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令敌人丧魂落魄。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中革军委颁布了第四次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如何才能调出滇军?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红军佯攻贵阳，沿途张贴“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大字标语，突然包围了贵阳东南的龙里城，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只有20里的飞机场。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连发两份“限刻即到”十万火急电报，急调滇军主力孙渡部前来“保驾”。蒋介石替毛泽东将滇军调到远离云南的贵阳来了。
调出滇军后，毛泽东及时抓住有利战机，指挥红军迅速甩开追敌，长驱直入云南，兵临昆明城下，吓得“云南王”龙云胆颤心惊，慌忙调集各地民团死守昆明，正好为红军北进让开了通道。红军在昆明城下虚晃一枪，迅速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敌人猝不及防，红军乔装袭占渡口，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当蒋介石的“追剿军”先头部队千里迢迢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己毁船封江，无影无踪了，敌人只得望江兴叹。

    “四渡赤水”精神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又是连接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纽带。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都需要继续弘扬“四渡赤水”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渡赤水”精神是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当代革命军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