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渡赤水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精彩华章。四渡赤水战役孕育生成了伟大的“四渡赤水”精神，其主要内涵包括：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运筹决胜的指挥艺术、奇兵神勇的英雄气概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渡赤水”精神是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当代革命军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四渡赤水战役，“四渡赤水”精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精彩华章。毛泽东指挥三万多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交赤水河流域，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辗转周旋，数月间南北往返数次，东西驰骋千里，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屡用奇兵，迅速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运筹决胜的指挥艺术、奇兵神勇的英雄气概，用生命和鲜血演绎铸造了气壮山河的“四渡赤水”精神丰碑。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蒋介石调集敌军一百五十多个团，围追堵截红军。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渡过长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战略目标随时变动。遵义会议总结决议指出:“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地减弱了，而且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实现了这种转变。毛泽东曾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 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一渡赤水北上抗日战略行动开始，到同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战略目标的实现，前后历时三个多月，这期间渡江北上抗日的大方向始终未变，而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道路与方向，却是迁回曲折，随时变动的。

    1月19日，红军撤离土城，从蔡家沱、猿猴场等渡口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相机从泸州至宜宾一带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对红军向川北进军，十分惊恐，抛出“川南岸围剿计划”，急忙电令调集贺国光、刘湘、龙云、王家烈、上官云相等，派重兵封锁长江渡口，企图压迫围歼红军于川南岸地区。面对急剧变化的敌情，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如果仍按遵义会议预定的战略北渡长江，将会陷入数十万敌军包围之中，不仅不能渡江，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高瞻远瞩，决定红军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向敌人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今威信)一带集结，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创造新的根据地。 2月7日，红军各部由四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威信)地区集中。9日，中央军委进驻扎西县城。等敌人发现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调转部队向红军进逼时，红军又快速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取遵义。陈云回忆说：“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蒋介石调动各路人马，妄图歼灭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结果，红军在遵义战役中消灭敌军几十个团后，又向西走了，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红军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然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直插云南，示形于昆明而巧渡金沙江，转危为安。红军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随时改变战略目标，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就不可能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2、“走”与“打”紧密结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借用了绿林首领朱孔阳“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战法，和朱德一起创制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这种带有运动战性质的游击战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样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北渡长江。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令刘湘加强泸州一带长江防线，要川、黔、湘三省地方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从桐梓以北地区齐头并进，向红军进逼，又调滇军孙渡纵队集结毕节地区堵击，企图对红军再度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正当敌军再度向川南奔集，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红军又调头东进，四渡赤水，神速南下，进到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以红九军团暂留该地，牵制迷惑敌人，主力则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军封锁线，于3月底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灵活机动地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大范围地穿插和迂回，迅速地前进和后退，快速地集中和分散，以走创造战机、开辟通道，走中有打，打中有走，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是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敌人摸不着头脑，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3、声东击西，虚实相间。毛泽东说：“‘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红军南渡乌江，开辟了西出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红军主力经息峰、扎佐佯攻贵阳，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会合红二、六军团，急令湖南军阀何键督师围攻红二、六军团，严令薛岳部衔尾急追，急调湘军李云杰、刘建绪部在黔东布防，桂军廖磊部在黔南防堵，以拦截红军东进南出，又急电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驰援贵阳。正当敌军调动忙乱之际，红军从贵阳至龙里间的空隙越过湘黔公路，向南而后向西急进，威逼昆明，龙云胆颤心惊，向蒋介石紧急呼救，又慌忙调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但是，红军并未攻打昆明城，而是虚幌一枪后，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边，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刘伯承回忆说：“有时看起来好像红军在向东挺进，事实上却在向西进军，敌人以为我们北渡长江，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要绕过去给他们以另一次打击。”

    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求真”，就是“求是”，即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务实”，就是在对事物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实践。求真与务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和行的有机统一。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红军部队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机应变，果断处置，沉着指挥，变被动为主动，将劣势变优势，从而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

    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今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战斗中，因错估敌军实力，红军伤亡惨重，战况于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及时提出:“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我们，河流多；二，敌人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毛泽东下令红军主动撤出战斗，随即西渡赤水河。毛泽东对土城战斗的果断处置是非常及时正确的，体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一书中说:“士城战斗，敌强我弱，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避其锋芒，主动后撤，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撤出战斗，在赤水河两岸的广阔地区与敌人打圈圈，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方针是符合军事辩证法的。”

    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率领红军跳出敌人重围，北渡长江。但是一渡赤水后，因蒋介石急调重兵围堵，按预定计划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免遭敌人围剿，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定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拒绝在不利条件下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于是，红军采取了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大踏步进退，时走大路，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等运动战术，甚至改变预定战略，挥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遵义，一举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 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是红军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的结果。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飞往重庆，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3月10日，苟坝（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会议上，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问题，红军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日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终于决定不打打鼓新场，改打鲁班场，使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真理越辩越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 苟坝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在毛泽东正确主张指引下，3月11日，红军突然转兵向北。15日，红一、三、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向鲁班场运动，对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红军进占仁怀。川军8个团、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鲁班场开来。为了迷惑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16日，红军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进占四川古蔺县。敌军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红军又迅速地出敌不意地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甩开了尾追之敌。

    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

    肖华将军在《长征组歌》中写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红军土城撤军，一渡赤水，扎西集结；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三渡赤水，佯作北渡；四渡赤水，迷惑敌军。这种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不断变换作战方针而致胜的行动，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四渡赤水战役中重要的作战原则，而这种原则的贯彻执行取决于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毛泽东说:“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是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弱军战胜强敌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国民党诸军中，黔军是最弱的，红军当然地应以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决定回师黔北，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决策。红军在赤水河流域“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即国民党中央军，迷离倘恍，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巧妙地利用敌人矛盾，也是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取胜的重要原因。因为国民党追剿军薛岳部同时执行监视桂军、收拾黔军、追堵红军的三重任务，蛇鼠两端首尾难顾，蒋桂角逐贵州，四川、云南地方军阀卫护本省，何键意在湘西，王家烈在黔彻底垮台，反革命营垒内部矛盾纷乱，错综复杂，中央红军得以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破，取得了四渡赤水河之战的胜利，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