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北京春季里常见的大风，这天刮得特别猛。法庭外的白杨树，弯着腰，呼叫着、怒吼着。法官拍击惊堂木的声响震耳欲聋。敌人又在进行特别审讯，继而妄图从精神上屈辱李大钊同志。

    这一天，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还有两个女儿星华和炎华一同出现在法庭上。

    李大钊依旧身着那件灰色旧棉袍。他瞅了瞅妻子和两女儿，没有作声，不屈的神情，从他那削瘦的面颊和深陷的眼眶里浮现出来。

    “爸爸！”星华忍不住喊出声来。赵纫兰哭倒在地，小炎华惊叫着喊爸爸、哭妈妈。

    “不许乱喊！”法官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

    大钊同志指了指悲痛欲绝的赵纫兰说：“这是我的妻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机智地回答法官，勇敢地保护了哥哥。

    “不准多嘴！”法官怒气冲冲地又将他面前的那块惊堂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大钊非常沉着地回答。

    李大钊同亲人的最后一次相见，就这样在惊堂木的巨响中被永远分开了。

    亲人们退去了。那个两眼喷着凶光的法官，忽然，脸上紧绷的横肉变得松弛了，三角眼似乎也圆了许多，他和颜悦色地说：

    “李守常，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啊？……对你的家属和亲友都有什么嘱托？……啊？”

    长时间的沉默，法庭上变得寂静怕人。大钊同志沉思片刻，对反动当局提出了三点要求：对一切所谓的“罪戾”，愿负其主责，于爱国青年不要株连；对我的书籍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要亲笔修改供词。

    一份供词摆在了大钊同志面前，他拿起笔来，用重重的墨迹写下了两个大字：自述——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记……”

    《自述》，是大钊同志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敌人从李大钊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不得不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李大钊的危险处境，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大钊同志听说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他指示北方党组织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不能让同志们再冒险消耗革命力量。”

    （五）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春季里夹着风沙的狂风拔地而起，灰蒙蒙的天，衔接着昏暗暗的地。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刀枪林立，杀气逼人，一副刚从西方进口的特别绞架阴森森地矗立着，使刑场增添了恐怖气氛。

    李大钊同志和他的十九名难友一起，迎着狂风，带着他那惯有的无畏神态，镇定自若地缓步走上刑场。他从容自若地看了看绞架，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说。他嘲笑反动匪徒：“你们如同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

    他继而慷慨激昂地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胜利！”

    说罢，大钊同志昂望丛丛远山，微微地笑了。他透过昏天黑日，似乎看到了蜿蜒雄伟的长城，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看到了巍峨连绵的燕山，那里革命的火种正在燃烧；他看到了险峻秀丽的五峰山，他在那里渡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留下了多少雄章和诗篇——“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多在壮烈的牺牲之中。”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真理的权威，就不怕断头流血！”李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架。

    “共产主义万岁！”

    雄壮激越的口号声，随着狂风，传向浩瀚的天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李大钊同志献出了他年仅三十八岁的宝贵生命。然而，他那宝贵生命闪现的光华却与日月同辉；他的音响却与江河行地。李大钊同志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化为人民心上的丰碑！

    对于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林伯渠同志曾经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论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清浊。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2、索我理想之中华——李大钊的民族革命思想及其生平事略

    李大钊先生是早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起人，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他较早地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但是，他是一个民族革命家。在改造旧中国的基本纲领上，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中共早期和以后的主要领导人，能够依照李大钊先生的思想治理中国，把民族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大陆就有可能避免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拂逆人民心愿和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举措。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唆使红卫兵、造反派砸了李大钊先生的墓碑，毁了李大钊先生的墓穴。然而，李大钊先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却没有因为坟墓被毁消逝。在今日中共当权者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弘扬李大钊的思想，对于中国人民一定会有所启迪的。

    一、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李大钊早期的民族革命思想

    李大钊，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一九零七年毕业于冀东永年府中学，之后，考入天津北洋政法学校。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新学，对社会生活有了初步地了解。一九一一年，当他毕业于北洋政法学校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一九一三年冬，李大钊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扶桑，考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及民族革命思想，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会”，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他挺身而出，猛烈抨击“毁灭共和，复辟帝制”的袁败类，并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复辟之辈乃国家之叛徒，国民之公敌”。对于“毁新复古”之丑类，必须“无所姑息，不稍优容”。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卅一条”，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无比愤慨，李大钊“神州学会”成员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揭露了“卅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国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与百折不挠的志气”，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一九一六年夏季，李大钊回国之初，被聘为北京《晨钟报》（后为《晨报》）编辑。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民族革命、民族自立的思想，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主观武断和盲目服从，撰写了《晨钟之使命》及《青春》等文章，号召血性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之前列。”

    一九一八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从而得到了在中国最高学府从事民族革命活动的机会。同年，与王光祈等人组织了“少年中国会”，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国民月刊》，帮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了《新潮月刊》。李大钊以上面这些组织和刊物为阵地，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革命思想。例如，他在《国民月刊》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是在当时较早地、深刻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的檄文。鲜明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并不是和平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的主义，而是并吞微弱民族的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主张被奴役的人民，挡在“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旗帜下顿然觉醒。

    综上所述，李大钊早期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民族革命思想是非常鲜明的。

    二、“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于“五四”前后的平民主义思想

    “平民主义”潮流，崛起于欧洲，流行于美洲。李大钊最早将“平民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平民主义”一词，李最早译为“德莫克拉西”，后来又译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唯民主义”，译法不同，但其含义，正如李大钊解释的，是说“民众乃主义之本”，即一切主义都要以民众为根基，是要以民众为主宰的。他说，“主义”源于政治，政治最初是统治的意思，如今，则应解释为民主政治。他还说：“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允许的。”为了实践他的平民主义，李大钊一方面向统治阶级大声疾呼“应该认识民众势力之伟大”，一方面号召民众“奋起自治”，“怀抱乘风破浪的伟大气魄，打掉民族自卑感，前进而无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去为人类造福，去为青春中国之再生”。

    李大钊所倡导的平民主义及爱国主义思想，在唤起民众觉醒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终于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科学民主”的爱国运动，著名的“五四运动”，就被称作“德莫克拉西运动”，亦即民主运动。

    在德莫克拉西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自动围绕在李大钊的周围。在社会上倡导新文化运动，组织了“新潮社”等学生社团。李大钊先生还将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通过学生社团的活动，将德莫克拉西运动推向全国。

    接着，一九二零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国际闻讯后即派东方部负责人维丁斯基来到中国会见李大钊，李大钊又把维丁斯基介绍给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九月中旬，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到会的共有九人，除李大钊外，还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两个月后，其中五人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提议从当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的成员中补充。提议被小组接受，先后有邓仲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汪浩等二人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十一月底，李大钊所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当时的中共北京支部虽与共产国际挂了钩，表面上纳入苏俄革命轨道，但是，李大钊依旧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平民政治”。因此，他与他的学生罗章龙、邓仲夏等人一起，在京汉铁路创建了“平民演讲团”、“平民政治夜校”。长辛店开办的平民政治夜校是当时最好的。在那里还出版了通俗小报《劳动音》，由罗章龙执笔经李大钊改订稿的《劳动音》发刊词写道：“世界上什么人应该享有幸乐呢？是至高贵的人。什么人是至高贵的人呢？是至有用的人。这是一个至公平的答案。可是至有用的人是谁呢？是总统督军呢，是乡下的绅士，商店的头家，工厂的东家呢？不是，不是……至高贵的人原本是平民大众。”李大钊还在许多文章中阐明了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她认为，只有面向大众，面向平民，才是“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是十分彻底的，可以说矢志不渝，并为它献出了生命。他与毛泽东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当人民的老爷的假民主有根本的区别。

    三、“孙中山代表了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李大钊倡导的国共合作及其理论纲领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灾难重重。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政治上军阀割据，并寻找帝国列强作靠山，是中国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局面。李大钊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割据给中国人民和各个阶级、阶层带来的苦难。他多次撰文阐述自己的理论思想，指出：“中华民族乃为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榨取，不仅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受此压迫，资产阶级亦同样受其压迫。且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发展。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一方面由于封建军阀之政治剥削，故资产阶级欲求其产业之发展，欲使中国从半殖民地情况下解放出来，非打到帝国主义及其军阀不可。欲打到帝国主义军阀，非有各阶级之大联合不可。”他认为，各阶级之联合战线，实为革命之生命线。这一点是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都必须认识的。

    与此同时，李大钊两次撰文颂扬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认为他“在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奠定了正确的民族革命基础”、“代表了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唤醒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革命影响着全世界。”正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他的思想十分符合，所以，李大钊率先向中共提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全会派李大钊为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接洽，申明中共之理论与内外政纲。对外政纲的要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之外国军队，撤销外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确定海关自主权，收回沿岸及内河航行权，外商银行不准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对内政纲的要点是：确定言论出版、信仰机会结社及罢工之自由权，废除治安警察法，规定劳工法，确立八小时工作制，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绝对平等，改变选举法，实行征兵制，实行强迫教育，废除苛捐杂税，废止天赋附加，禁止高利贷，铁道、航运、矿山、电气及其它主要企业，收归国家经营。

    鉴于国共两党的政纲有许多共同之处，孙中山先生为集中革命力量，致力于国民革命，遂应允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率先响应，接着又有许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接着，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一九二五年初，李大钊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号召中共内部的国民党员支持孙中山北上，合开国民党会议，促进全国代表大会，及对北洋军阀的善后会议。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合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共产党员达百余人，这就是李大钊倡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多次撰文哀悼，赞扬中山先生“以毕生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预期“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民众革命必将达到成功之途径”。

    综上所述，李大钊与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共合作，是以平民主义，或者说，是以民族民生为共同基础的，是真诚的政治合作。遗憾的是，这个合作被后来的国共两党某些咬人争夺所谓的核心领导地位而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