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东妮那里知道，她父亲经历长征后，1936年1月，经国家政治保卫局调任外交部招待所所长。不久，即接待美国访问延安的记者斯诺先生，并全程陪同斯诺访先生问陕北。1936年10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洛川、三原联络站站长，负责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工作，并为边区筹集物品和药品。12月西安事变后的14号，奉命赴西安负责周恩来副主席的安全保卫，同时负责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宣传教育工作，后返回交际处。1938年5月奉命南下。

    上述文字虽然简单，但已能看出胡叔叔工作的性质。而且也确实象父亲生前了解的那样，是一位有经历和资历的老革命。同时也看出，他和父亲相处也不过只有短短4个月，然而给父亲留下的，却是几十年都挥之不去的关心、帮助、影响与思念。

    父亲的生前与逝后我常常爱想，他同胡金魁叔叔的相遇、相识、友情、分别，父亲生前对他30多年的寻觅，以及我们在父亲去世40后几乎是寻找无果的时候，突然获得了她女儿消息等等，所有这一切，是命运的偶然还是必然，是人生的缘分还是传奇？随它是什么吧，反正73年前照片上的两个人，虽然分别后再没有机会相见，但73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儿女终于在贵人的帮助下，联系上并互通电话和交换照片。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也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对我的父亲而言，能找到他的同志哥，是他生前最大的心愿。

    现在，两家的儿女不仅联系上，而且还有幸于2010年的7月30日，照片上两个终生不得谋面的革命爸爸，他们的女儿，却在历经几十年艰难的寻找之后，竟然奇迹般地在北京见面了。这见面，被我称之为“历史性的见面”。这历史性的见面，难得不是对两个革命爸爸最好的抚慰与奠基吗？敬爱的父亲，您的灵魂，现在终于可以安息了吧？

    时光虽过去73年了，但岁月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对战友四个月虽然短暂、但却感人至深的革命情谊。还有那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他们那一辈人的信仰、意志、品格、作风、精神、追求和情怀。这是我们后人要永远学习、歌颂、传承和弘扬的。请父辈们相信，我们的心中也会象你们一样，永远燃烧着那不灭的延安灯火。

    关于胡金魁误传为傅锦魁，不仅误了我的父亲，而且还误了斯诺先生。我查阅1979年12月出版的、埃德加。斯诺先生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收录了一张他为陪同胡金魁拍摄的照片。照片下边写着“傅锦魁”。同时，该书214页《同红色农民谈话》一文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即“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的。”也就是说，直到1979年底出版这部书的时候，斯诺先生都不知道他这个陪同的正确名字应该叫胡金魁。我们无法相信，如果斯诺先生也是在今天才知晓,70多年前所发生的因为江西方言胡、傅不分而造成误会的故事，他会做何感想呢？而且你能想得到吗？，一个名字的方言读音，竟然从延安误传出国门，而且从上世纪30年代传到21世纪的2010年。同时我也相信，除了我的父亲和斯诺先生，肯定还会有许多象他们一样的人：将胡金魁误听成傅锦魁而延续持久。我还相信，这其中也还会有许多更加感人而生动的故事。

    我敬爱的父亲去世44年了。我敬爱的母亲也与2012年6月去世。但老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还会流传下去。并且，延安革命纪念馆在馆内复制了当年的市场沟一条街，恰恰也复制了照相馆。我们期待，父亲和胡金魁1937年拍摄的、珍藏至今的这张老照片，能回到这个照相馆，并向前来参观、缅怀、瞻仰的国内外观众，讲述它传奇的故事，同时传递革命前辈们不朽的思想、品质和精神。

四十年代胡金魁的全家合影

斯诺访问延安时为胡金魁

延安照相馆

1947年底参加在河北冶陶镇的整风。此为党小组全体同志

1960年12月，父亲生前最后一任的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2011年清明，母亲为父亲去八宝山扫墓。不曾想同年6月26日下午6时突然不幸离世。两位革命老夫妻终于在八宝山红军墙和四川红军陵园相聚

存放于八宝山8室的骨灰盒及孩子们缅怀的诗文《拭去尘埃的岁月》

父亲军旅生涯

拍于1968年春节前夕。同年7月9日被迫害致死。此为父亲最后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