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省立太原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劣行，号召学生罢课，并通过了罢课宣言，提出了“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的口号，要求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会后，贺昌发动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派出十多名学生代表去和教育厅谈判，结果，省教育厅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还将学生代表扣留了一夜。面对当局的蛮横行径，贺昌指示刘廷英等十几名学生冲入校长室，将魏日靖赶出了校门。阎锡山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政务厅长崔廷献、警务厅长南桂謦、教育厅长虞铭新带领警察冲入省立太原一中，逮捕了刘廷英等19名驱赶校长的知识分子。但学生们没有被他们的暴行所吓倒，将虞铭新、南桂謦、崔廷献关在了校长室，一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阎锡山又增派一个步兵营将省立太原一中包围起来，企图胁迫学生释放虞铭新、南桂謦、崔廷献，恢复上课。广大学生在贺昌的秘密指挥下，手执棍棒，进行自卫。学生与军警一墙之隔，对峙了三天三夜，终于迫使山西土皇旁阎锡山释放了被捕学生。为争取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权利的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

    这年秋，贺昌主持发起成立了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中俄外交国民大会、中俄国民友善会等进步社团。（此处俄，系指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鉴于贺昌在领导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所表现出的杰出才能，1922年12月，青年团中央增补他为中央执行委员，由此贺昌由青年团员转中共党员，是5名团中央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工人运动的先驱。1921年5月，王振翼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后回到太原，向贺昌传达了大会精神，经过研究，决定在太原市组织赤色工会，发动工人罢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2年5月和9月，在贺昌的领导下，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和制革厂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

    大国民印刷厂是一个只有60多人的私营企业，这个厂的工头彭太仁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对工人百般虐待，后来被工人赶跑了，但不久又被资本家请了回来，重新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针对这种情况，贺昌决定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并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处散发。5月16日，罢工开始。17日，贺昌等根据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宫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一面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呈请太原市公安局，批准成立印刷工会组织。但由于反动当局的干涉，印刷工会组织未能成立，同盟罢工也没有实现，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

    同年9月，太原制革厂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开除厂内欺压工人的监工、工头。这次罢工由于作了周密的准备，事先成立了工会组织，再加上工人斗争态度坚决，所以取得了胜利。贺昌从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罢工失败和制革工人的斗争胜利中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一致，成立工会组织，斗争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山西铁路工人运动汇入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洪流中。1922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刘明俨来到太原指导铁路工人运动，在刘明俨等的领导下，在石家庄成立了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随后，太原、阳泉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2月初，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在太原、阳泉设立了分会。贺昌担任了太原区分会秘书，并创建了正太铁路系统的青年团组织。。他经常深入到铁路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12月15日，在正太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全线总罢工，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太原区分会在贺昌的领导下，积极响应罢工，并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散发《罢工宣言》，向各界宣传罢工原因、复工条件，维持罢工秩序。在全线工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路局被迫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

    1923年4月，贺昌赴北京担任团中央经济部主任，并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认真考察和研究了青年团成立两年来发展的历史，撰写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他所提出的在革命运动中应特别注重青年工人运动的建议，引起了团中央集体的高度重视，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纳，形成了《青年工人运动决议案》，成为指导全国各地团的工作的重要文件。

    1923年6月，贺昌被党派往上海大学深造，参加上海党组织活动。11月，又被党派往湖南水口山和江西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青年团安源地委执委，协助刘少奇、李立三开展工作，并负责编辑《安源旬刊》。他努力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和超凡的组织才能，很快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

    1924年5月28日，在由青年工人为主体组成的安源团地委全体大会上，贺昌被推选为安源团地委第四届执委会秘书（书记）。之后，安源地方团的基层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团员发展到433名，一大批优秀工人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月，贺昌从安源返山西，参与了中共山西地方组织中共太原小组、中共太原支部的创建和超龄团员由团转党的审查工作。6月1日，贺昌出席太原团地委全体大会，向大会介绍了中国革命形势、国共合作现状及安源团地委工作与工人运动的经验，对于指导山西党团工作、促进山西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贺昌很注意分析和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及时将自己领导工人运动所积累的实践经验整理成文。这期间，他发表了《军阀屠杀水口山工人》、《上海的童工问题》、《萍矿工人的奋斗》、《五一纪念》、《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奋斗》、《青年学生与工人运动》等文章，有力地指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同年11月，贺昌再次当选青年团安源地委秘书（书记）。

    1925年1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贺昌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具体担任团中央工农部主任。期间，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月，他代表共青团中央出席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学生运动如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讲演，详细阐述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9月，贺昌又兼任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

    1926年，贺昌代表中国共青团出席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回国后，列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特别会议，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国民大会，和反抗军阀段祺瑞屠杀请愿群众的斗争。1927年4至5月间，贺昌参与筹备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共青团第四届执委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先后担任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湖北区执委会书记。

    在上海工作期间，贺昌还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上海各界群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

    武装暴动的勇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遵中共中央指示，贺昌的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方面。中共中央军事部指定他与聂荣臻、颜昌颐3人组成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他立即与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秘密前往九江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成功后，他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潮（州）汕（头）及海丰、陆丰等地区。10月初，他奉命与李立三一起前往香港，联络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严重受挫后流落到此的革命同志。其间，他在香港出席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划工作。

    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贺昌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3月9日，又决定贺昌担任湖南省委书记。5月20日，他化名毅希，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抵达湘潭，主持重建湖南省委和恢复全省各地党组织。

    5月21日，贺昌在安源主持召开中共湘东特委会议。根据湘东形势和国民党军队的驻防情况，他果断地作出了醴陵暴动的决议。他积极组织工人群众，举行醴陵暴动，努力开创湖南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随之又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为创建湘鄂赣边界红色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湖南期间，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贺昌充分肯定并积极支持毛泽东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积极沟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力促中央重视这块红色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工作，并为井冈山根据地组织输送了20多名党务和军事领导骨干、500多名优秀工人和学生，以及根据地紧缺的大批军用物资。

    这年10月，贺昌奉命赴香港巡视指导广东、广西中共的工作。1929年1月，他先后兼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他主持创办了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并为两刊撰写了《我对于党的策略与组织上的意见》、《党内组织上的危险倾向》《怎样做一个党的新的工作员》等一批重要文章。

    在上述文章中，贺昌赞同中共六大关于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分析，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以执行准备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任务。”主张在赣西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割据局面”。

    在《怎样做一个党的新的工作员》一文中，贺昌特别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对革命的前途有着绝对的信心，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长期奋斗的耐心，有献身于革命的心愿。”他要求“党的每个工作员，要有极热烈的革命精神，要有丝毫不苟且的科学态度，要脚踏实地的走进群众中去，艰苦的、耐心的前进。”他还强调把理论和实际工作“汇合”起来，探索“找到新的真理”。贺昌的这些见解，都是对我党理论建设的重大建树，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