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清王朝逐渐意识到岌岌可危的处境，萌发出“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的危机感，深感过去安于不知，已使江河日下的局面”。一些爱国有识之士主张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朝一些较开明的官员也开始清醒，把设局造船、兴办海防、整建海军列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最早的军校——福州船政学堂应运而生。

    同治五年五月三十日（1866年6月25日）洋务派核心人物左宗棠上奏朝廷，请于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设立船政局制造船舰。他在奏折中分析中国三面环海，海防不坚，外国军舰可直达天津的状况，认为必须设船政局制造船舰，加强海防，而要想发展自己的海军工业不受制于洋人，必须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需设立学堂。此时，清政府因内忧外患，急于重振武备，左宗棠的建议被当做“当务之急”，顺利批准。

    1866年10月，清政府在福建马尾设置“总理船政事务衙门”，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第一任钦差船政大臣。

    作为船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后改称“福州船政学堂”，专门培养舰艇制造及驾驶人才，校址设在马尾是因为马尾水深土实，地处闽江入海口，是福州出海的门户，附近崇山峻岭便于层层设防。

    甲午战争失败后，“福州船政学堂”失去光辉，后起的三军校最为著名，即袁世凯创办的天津“小站武备学堂”、北洋军阀创办的“保定军校”及国共两党合办的“黄埔军校”。

    这三所军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这个习惯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国度里，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三所著名军校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上演了相同的悲剧。不断重演的悲剧剧目就是：“同门操戈，同学互戮”。

    1895年，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历史上习惯称之为“小站练兵”，又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派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分任各处总办或统带，派曹锟、卢永祥、王占元、段芝贵、李纯等分任各营哨官，并委派旧友徐世昌、任秀深、唐绍仪办理文案。

    小站练兵的新军，成为袁世凯系北洋政权的基石。民国初年有5位总统、9位总理、30位督军，都是出自天津小站武备学堂。小站武备学堂走出的军人总称北洋系，但内部又分为皖系、直系、奉系等几大派系，民国初年展开了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

    小站武备学堂走出的高级将领，后来参与创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所著名的军校——保定军校。1906年分别在保定校址开办了北洋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由冯国璋任总办（即校长），后改由段祺瑞接任。

    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后，把陆军预备大学堂搬至北京，并更名为陆军大学。10月于保定原址开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蒋百里任校长。

    1912年至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办过九期，毕业生有6000余人。若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保定训练了接近一万名军官，当中超过一千六百人获得将军的衔头。

    1923年8月保定军校停办。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军校创办。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于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另外保定军校毕业生陈诚、顾祝同、张治中、罗卓英、周至柔、邓演达、薛岳、叶挺等跟随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教官。

    在北伐战争中，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叶挺、顾祝同、陈诚、李济深、邓演达、张治中等率领黄埔弟子讨伐其保定军校校友、北洋军阀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军阀。

    在大陆25年，黄埔军校先后培养了30余万人，除了部分牺牲于抗日战场，其他黄埔同学多数死于内战，死于黄埔同学之间的同门操戈，师生互戮。

    极具讽刺的是：由蒋中正校长亲自拟选的黄埔军校校训为“亲爱精诚”。黄埔师生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过“相互亲爱”与“精诚团结”。

    1927年4月后，国民党系的黄埔同学“围剿”中共方面的黄埔同学。1946年后，中共黄埔同学“围歼”国民党系的黄埔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