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曾几何时，正是这个原先对父亲推崇备至的康生，却欲置父亲于死地。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恶毒诬蔑说一九五九年父亲要搞政变，并带头对父亲大肆围攻。父亲忍无可忍，最后上书毛主席，驳斥了康生的无耻谰言，激愤地表示：你们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陈毅嘛……。信递上去，围攻暂时停止了，但后来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终生。“朝真暮伪何人辨”，父亲以生命为代价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谛。像父亲那样竭诚待人，有时也许会吃亏，但终将被世人所称颂。而恩将仇报者，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虽能讨得一时便宜，却最终为人民所不齿。

    对个人权位，父亲一向是看得淡的。文化革命之前二三年，父亲曾萌发过退休的念头。有一次从非洲访问回来，父亲感叹地对我说：“那些国家的外长比你大不了几岁！我这个老头子同他们打交道真有点吃不消。你可要珍惜大好时光呀！”后来我又亲耳听他对母亲说：“我真想退休！想趁有生之年办三件事：一是编诗集，二是出文集，三是写回忆录。”母亲劝他：“现在就退下来算了。”父亲摇摇头答道：“我向总理提过，总理说现在不行，等二三年以后再说。”然而，他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他的梦想被无情地粉碎了。

    文革开始时，父亲就有一种危机感。最初，他并不反对搞文化大革命，主观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一次文化革命来势很猛，你应该积极地参加。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容易犯错误，上坏人的当。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为你的行动负责。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别人找你，你就说不知道。总之，我们不要互相影响，互相牵连。”我知道父亲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个孩子了。从那时起，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准备。不久，我搬到学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极少讨论运动的情况，我对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从来没有告诉过父亲。反正父子见了面，就知道彼此还好，没出大事。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虑夕”嘛！

    一九六七年一月第一个周末，我刚回到家里，母亲就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现在情况复杂得很！”我说：“我在下厂劳动，没有乱跑呀！”父亲突然发火了，但并不是冲着我：“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小撮坏人在捣乱，他们要搞垮我们的党。”看着父亲激愤的表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一九六七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著地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