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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家庭、家教、家风,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给爸爸八十八周岁生日的贺信》中,习近平感情至深地谈到,希望从父亲那里继承和吸取做人、做事、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赤子情怀、俭朴生活等五个方面的高尚品质,并把这些可贵的品质概括为“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今天,重温习仲勋同志的家风,一是能够彰显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人格风范,二是能够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树立榜样,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习仲勋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先后多次赞誉他。在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晚年时的习仲勋仍然讲道:“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的确,始终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为重,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1935年9月陕甘地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包括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革命领导同志都被关押起来,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刀下留人”及时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获救后的习仲勋对党发生的错误没有任何埋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不同岗位上认真工作。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遭遇诬陷,蒙冤受屈长达16年。在这16年时间里,习仲勋始终没有动摇信念,一直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特别是在“文革”中被监禁的近8年时间中,习仲勋以惊人的毅力在只有十几平米的房间中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正步走一万步,倒步走一万步,坚持了两千多个日夜。平反后,他闭口不谈个人的遭遇和坎坷,只说:“相信党,相信人民;为了国家,我愿意奉献全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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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家人合影。
同时,习仲勋还不忘言传身教,教导子女、家人。1960年习正宁刚好高中毕业,为了实现小时候就想当军人的梦想,他萌发了报考军事学院的念头。习仲勋知道这事后,叫来习正宁对他说:“现在中苏关系很紧张,苏联在科技上卡我们,压我们。我们要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你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去报考科技和理工大学,国家需要自己的科技人才。”父亲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正宁的内心,这种“为祖国学文化”的信念改变了习正宁的志向,让他主动放弃了报考军事学院的打算,而是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主修自动控制专业,逐渐成长为一名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还有一次,夫人齐心在教导子女时说道:“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 2001年10月15日,习仲勋88岁寿宴,忙于公务的习近平难以脱身,就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习仲勋听完来信后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二、“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变!”
习仲勋出生于陕西富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苦难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习仲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习仲勋都十分勤俭节约,吃饭不留心掉下饭渣儿,他会立刻捡起吃掉;洗过澡的水不舍得放掉,就把换下的衣服泡进去洗洗;自己的衣服和被褥是补丁叠着补丁。即使是在晚年休养期间,他仍坚持节俭过日子,每天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关掉不必要的电灯。对于习仲勋的这种节俭程度,有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大理解,就会说一些诸如“现在条件好了”“时代不同了”等等话语,习仲勋听后就会大声地回应:“什么时代不同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变!”习仲勋信守“勤俭兴邦”,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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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习仲勋和儿子在一起。
提起习仲勋的节约规矩,他的孩子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小时候同父亲一起进餐时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场景。对于穿戴,习仲勋要求他们简单朴素,并且还立下了一个“接力规矩”——“我们的孩子们小时候穿衣服都是姐姐们穿过弟弟们穿。”习近平当年就因为同学的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鞋子,但习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因此,在国务院机关每年举办的带家属的活动中,就有人开玩笑说:“看哪个孩子穿得最朴素,肯定就是习副总理家的。”不仅孩子如此,习仲勋的夫人齐心也是朴素到了别人议论的地步,有人就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这样的议论换成别人难免会心里不舒服,但习仲勋却不这样看,他知道后笑着说:“土比洋好!”为了加深子女的艰苦奋斗意识,习仲勋还在院落里开了一处菜园子,亲自带孩子下地干活,加深他们对劳动、对土地的热爱。有一次,女儿安安踩到刚浇过水的菜地,弄得鞋子沾满泥巴,习仲勋就建议她:“干脆把鞋子脱下来,干活还利索点儿!”并笑着说,“劳动累人,但会让我们心里有收获!”安安后来深有体会地说:“通过劳动,我们的心灵深处根植下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999年10月1日,习仲勋应邀出席国庆50周年大典。在光彩绚目的焰火照耀下,陪同领导对习老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习仲勋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习仲勋的一生,可以说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看得最为重要,他曾讲道:“我这一辈子人民不答应的事,我都不干,别人伤害老百姓我也不答应。”毛主席更是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时,有一次,一位大娘为家事告状到政府,一见到习仲勋就立马跪下哭诉道:“我娃不孝……”习仲勋连忙搀扶起来并安慰道:“我就是你儿子,有啥给我讲。”习仲勋不仅从群众中来,还坚持到群众中去。1978年,广东的“逃港潮”一时泛滥,习仲勋刚一上任就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经常与秘书一起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不认识,就家长里短地聊了起来,多方面了解当时广东的贫困。就这样,习仲勋从群众那里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找到了问题发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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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习仲勋、齐心与子女、亲友在北海公园合影。
对于家人和子女,习仲勋要求他们离人民能近些就近些,与人民不离不弃、同甘共苦。早在革命年代,习仲勋就鼓励自己的妻子到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在他写给齐心的“革命两地书”中就说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对于子女亦如此,习仲勋鼓励和敦促他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习近平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1969年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插队落户,一干就是七年,直到1975年10月才离开。这期间,习近平不仅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成为了梁家河村的带头人、致富人,真真切切地为人民办实事。习近平吃苦耐劳的品质,梁家河人记得十分真切。比如为了解决全村的吃水问题,习近平带领村民打井,即使是冬天也坚持打,习近平带头下到井里,水冰凉刺骨,两腿冻得毫无知觉,就这样习近平的腿落下了毛病,一到冬天就容易腿疼。七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对习近平来说影响是深远的,后来他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不仅如此,受习仲勋的影响,2002年习近平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是黄土地的儿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就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四、“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
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本色。在这方面,习仲勋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不谋私利。1978年,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热心主动地送给广东省委三台空调,其中一台指名要送给习仲勋。习仲勋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接受,于是工作人员就按照习仲勋的指示,把空调装到了省委会议室供大家享受。不仅如此,习仲勋还坚决做到不允许家人、亲属利用他的地位享用特权,力求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新中国成立后,为工作需要,党和国家为习仲勋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都配备了专车,为此习仲勋专门立下一条规矩:国家给我配的车,是为工作需要,家属和子女不能随便用车,特殊情况要用,要经过我批准。当时,齐心上下班比较远,有时碰到刮风下雨或下雪天,工作人员就提议用车接送一下,但习仲勋每次都不同意,还说“不能搞特殊化”。就这样,齐心一直坚持坐公交车上下班。当然,也有工作人员实在不忍心而破坏规矩的时候。有一次天气非常不好,又刚好是放学时间,工作人员就用车接了一次孩子,习仲勋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卫士长:“我的家属和子女不能随便用我的车,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今后再不能这样了。”齐桥桥小升初时,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一〇一中学,但是成绩公布后相差了0.5分,以习仲勋的地位、资历,0.5分的差距打个招呼就能上,但习仲勋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借此考验了一番桥桥。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让习仲勋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桥桥明确地说:“考上哪儿就去哪儿。”就这样,桥桥就近到了她报考的第二志愿河北北京中学读书。桥桥在河北北京中学上学期间,正值习仲勋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报纸上会经常出现习仲勋的名字,而恰恰习姓又非常少见,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桥桥与习仲勋的父女关系。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桥桥,习仲勋决定让她改随母姓“齐”,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从此,桥桥就一直随母亲姓。长大后,桥桥跟随父亲来到广东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办理了出国留学的各种手续,本以为会得到父亲的支持,但当她告诉父亲时,习仲勋却说:“现在对出国留学,社会上有些议论,我刚复出,你就出去,你认为合适吗?……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听到这话,桥桥欣然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没有出国,而是一直在国内努力工作。习乾平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1983年王光英筹建成立光大公司,因业务需要,想把学习法语专业的习乾平调到公司工作,习仲勋知道这事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并讲道:“……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习乾平对于不能调换工作一事感到非常委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习仲勋就对她讲:“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不仅对女儿要求严格,习仲勋对儿子的严格则几近苛刻。习正宁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陕西省户县的一个山区从事科研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后,总后勤学院从日本进口了一批计算机,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正宁是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刚好被选中,办好了调动手续准备赴京上班。但习仲勋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儿子调到北京,因为这时习仲勋刚刚复出,会被误认为是以权谋私。因此在正宁不知情的情况下,习仲勋就找到总后勤学院的领导让其撤销了调令。
五、“学会包容,懂得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团结为本、宽厚待人,是习仲勋一贯的作风。195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约请邓宝珊到中南海丰泽园吃饭畅谈,其中就谈到了对习仲勋的评价。毛泽东说:“邓先生,你是可以‘通天’的,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和中央接头。”邓宝珊十分坦诚地说:“我在榆林十多年,过往延安多次,途经绥德和仲勋早有过接触,仲勋也去过榆林。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主席听后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正因此特点,习仲勋在他的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长期与党的统战工作“打交道”,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习仲勋以其稳重踏实、宽宏大量的人格魅力与许多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如习仲勋与被毛泽东称为“文伯兄”的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职前后加起来共事五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调回中央后,每周都要聚会一次,可见其关系密切。晚年习仲勋曾动情地对邓宝珊的儿子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真正能为我说话的就数你们的父亲和张治中了。”又如习仲勋与藏族领袖黄正清深交长达四十多年,黄正清曾撰文称二人是“挚友”、“知己”、“亲兄弟”。再如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习仲勋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建立了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1978年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十世班禅也选择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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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习仲勋、齐心与亲友在北海公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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