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松楚从“红色收藏”中找到快乐和满足

    元月1日以来，市民伍松楚在市文化城图书馆展出其文革时期的“红色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参观。伍松楚为何青睐“红色藏品”，“红色藏品”的收藏前景如何？近日记者专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红色收藏”给我快乐和满足

    记者：您是怎么热爱上收藏的？

    伍松楚：上世纪80年代，我走南闯北经商。一次，浙江宁波市的一位商人朋友送我一件现在看来是颇有历史价值但经济价值不大的“古董宝贝”。我用了一小张旧烂棉胎精心包装将小心带回家中。从此，我对收藏就渐渐有了兴趣。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收藏家们都有过的经历：“交学费”、“买新(新赝品)加(假古董)坡(中介商炒作的破古董)”。

    记者：后来您又怎么转到“红色收藏”上来了？

    伍松楚：199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当年我正出差北京，就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用了5元钱，购买了一件品相较好的“毛主席去安源”瓷瓶摆件，底款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彊，1968年制”。当时我的想法是：自己出身于贫穷家庭，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读书不用钱，而且每月还能领取5元的助学金；后来参加工作，从从政到经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就这样抱着一种感恩的理念，从此投入了“红色收藏”的行列。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因而这十年来我特别钟情“红色收藏”，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地，一批批“文革”系列精品瓷被我收归囊中。“修炼自我，善于琢磨，选准题材，决不手软”是我收藏的十六字方针。

    记者：在“红色收藏”中您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和快乐呢？

    伍松楚：“红色收藏”给我快乐和满足。每获得一件藏品，我就忙着找资料，建档案，写文章，时时把玩，爱不释手，感到又回到了青春年代。“红色收藏”使我忘记人生浮沉而自足自乐，颇有阿Q之感。

    文革艺术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

    记者：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文革艺术瓷吧。

    伍松楚：要了解文革艺术瓷，首先要知道景德镇艺术瓷厂和景德镇陶研社。也不可不了解文革艺术瓷的主创人吴康、章鉴和章文超。

    景德镇艺术瓷厂建立于1958年大跃进时代，景德镇陶研所是当时中央机关派驻景德镇的“督陶”机构，从事的陶瓷作品创作。他们均拥有一大批陶瓷工艺美术家，还把景德镇陶瓷世家招至麾下。当时，他们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以及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方针，上上下下以饱满的激情创造了一批主题明确，寓意深刻，讴歌新时代的艺术瓷作品，为建国十周年大庆创作了不少传世经典之作。同时也为中国出口精湛的瓷制品而创造了大笔外汇，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千年瓷都的景德镇大部分经典作品被红卫兵视为“封、资、修”，有些当时被砸破当作垃圾，一些工艺美术大师也未得到幸免，被视为“黑五类”“臭老九”，加以批判。

    文革的中后期，随着各省、市的“夺权”运动结束，各地相继成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继而遵照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指示，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景德镇瓷都也组织一些工艺美术大师制作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陶瓷，用于单位摆设宣传之用，因此老一辈工艺美术大师吴康、章鉴、章文超等人有了用武之地。于是，“毛主席瓷像”、“八个样板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歌颂人民战争”、“打倒美帝”、“批判苏修”、“赤脚医生”和反映“文革”政治运动等一系列陶瓷作品问世。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政治上内乱，经济上倒退，但也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出了奇花异草，在世界美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

    “红色藏品”行情未来向好

    记者：可以对红色藏品未来的行情作个评估吗？

    伍松楚：近年，随着“红色官窑”藏品不断升温，流落民间的藏品已逐渐落入藏家手中，收藏市场正处于一个只收未放的时期。可以预期的是，“红色藏品”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会进一步提升，市场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