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签署100周年。日军侵华期间，731部队策划、组织和实施反人类生化战，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其中人体实验是被日军刻意隐匿的暴行。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特别移送”（又名特殊输送）档案，以仿真复制件的形式陈列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展厅，全景式呈现了“特别移送”的全过程及其罪恶本质，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在艰苦环境中的不屈信念与英勇抗争。

    人体实验受试者之源：“特别移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14年的浴血奋战。日本关东军迅速侵占中国东北，时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的石井四郎等细菌战鼓吹者在日本陆军省的支持下，有计划、有预谋地在东北开展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实验与实战。其中，人体实验被称为“秘密中的秘密”。

    1933年，石井四郎在日军高层支持下，营建了五常背荫河特别实验场，开始反人道地利用活人作为实验材料，加快研制细菌武器。1934年，共产党员王子阳等人从中马城成功越狱并加入东北抗联，这让石井四郎意识到，这里处于东北抗联第三军活动范围。为掩盖罪行并扩大细菌实验规模，石井四郎下令炸毁五常背荫河特别实验场。

    1936年，石井四郎奉天皇敕命，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批准下，于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又建立了细菌武器研制基地。1938年，日本关东军发布第1539号命令《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731部队陆续移驻平房地区，更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武器研制由此悄然展开。此后，再也没有受试者活着逃出731部队的魔爪，这里彻底沦为死亡地狱。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向伪满各地宪兵队秘密颁发了第58号文件《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宪兵队的内部暗语，指不经过审讯、不移送有关机关，直接将活人移交给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特别处置方式，这是极其反人道的犯罪行为。自此，731部队通过“特别移送”获取大量活人用于细菌实验，其罪恶活动走向制度化。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向各宪兵队下发第120号文件《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知》，重申并细化了“特别移送”对象的标准，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所谓“间谍”和“思想犯”两类。战后审判中，原佳木斯宪兵队队长橘武夫供述：所谓“间谍”指被控替外国充当间谍或与外国情报机关联系的嫌疑者；所谓“思想犯”主要指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抗日分子，包括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员。

    至此，“特别移送”制度在日军的处心积虑设计下更加缜密、歹毒，成为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共党员和抗日力量的罪恶工具。这一制度不仅为731部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体材料，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中国军民的铁证。

    罪恶传递：军警宪特协同犯罪。“特别移送”是在日军大本营批准、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下，由关东宪兵队及伪满洲国宪兵特务机构等共同构建的一套运送活体实验对象的系统性犯罪流程。该流程包含七个步骤：抓捕、审讯、编写审讯报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特别移送”指令、押送、交接以及完成“特别移送”报告。

    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着九份档案，还原了关东宪兵队及其下属各级宪兵队联合开展跨地区协作，抓捕谍报员尚开明的过程。尚开明，32岁，山东黄县人，在赴苏联谋生期间被苏联情报部门吸收为工作人员。1939年12月，他从黑龙江呼玛县进入伪满境内收集情报。1940年3月19日，日军关东宪兵队下属黑河宪兵分队在市区全面搜查时，于继尧客栈发现其持有伪造旅行许可证。为扩大侦查范围，未当场抓捕，改为秘密跟踪。次日，尚开明乘车抵达北安，黑河分队将跟踪任务移交北安分队。此后，尚开明从黑河出发，沿宁墨线前往嫩江，最终到达拉哈。其间北安分队与嫩江分队人员完成交接，持续保持隐蔽跟踪。3月26日，尚开明被嫩江宪兵分遣队逮捕并接受审讯，次日押送至北安宪兵队。北安宪兵队于3月29日至5月16日期间，先后提交五份审讯报告，并附《尚开明行动概要图》《伪造旅行许可证照片及尚开明正、侧面照片》《尚开明供述之物质供给明细表》等细节资料。综合审讯情况，北安宪兵队长认为尚开明被扣留已一月有余，对其实施软禁、怀柔政策并反复审讯。但尚开明仍态度坦然，使其供述内容真伪难以判定。1940年5月2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明确指示：“尚开明作特别移送处理。”

    以上档案盖有“秘”字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点检”印章，转运过程中，文件还被当地机构加盖多个私章。这些痕迹呈现了在关东宪兵队统一部署下，北安、黑河、嫩江等地宪兵队“多地接力、层级报告、联合犯罪”的协作模式，再次印证了日本细菌战罪行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血色档案见证抗日志士不屈的斗争精神。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日本关东军及宪兵队在败退时销毁了大量档案，但仍有部分档案被缴获。其中一部分被苏军带回，成为伯力审判的庭审证据；另一部分则留存在中国东北。这些档案中，“特别移送”档案尤为关键。该档案均为日文书写，是关东宪兵队向731部队运送人体实验受试者过程中产生的绝密文件。通过这些档案，可以清晰地解密731部队人体实验对象的来源、身份及遭遇，它们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了731部队犯下的弥天大罪。

    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日军内部文件《东安宪兵分队关于逮捕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振达的情况“通报”》，记录了抗联战士王振达（又名王明生）的英勇事迹。1934年3月，王振达加入密山县哈达河村自卫团，后因身份暴露，在密山县委安排下加入抗联队伍，开启了抗日之路。1940年3月，王振达以在黄泥河子煤矿做外勤工作为掩护，于1940年8月至11月期间两次入苏，向苏联方面报告密山县煤矿数量、日军兵力部署、阵地情况及交通网布局等重要情报。东安宪兵分队抓捕王振达后将其诬称为“抗日匪”，“素有相当深刻的反满抗日思想，袭击村落，绑架人质，掠夺财物”，这实则是日军对其抗联战士身份的恶意歪曲，同时也充分表明抗日武装的反抗行为对日军构成了沉重打击，使其深感“大害”。东安宪兵分队最终认定王振达“思想上已无悔改余地，无逆用价值”，决定对其实施“特别移送”。这份档案是来自加害者的“自供状”，以铁一般的事实见证了抗联战士王振达坚定的信仰和拒不变节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民政部门向王振达等16名被“特别移送”的受害者遗属补发了抗日烈士证书，缅怀他们的英勇事迹，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

    被捕的抗日志士并非由抓捕班直接移交731部队，通常都要进行审讯。为此，关东军参谋本部调查部制定了《俘虏审讯要领》，审讯过程中采用残酷刑讯手段，包括鞭打、火烤、竹签夹指、灌辣椒水等。然而，即使挺过刑讯逼供，抗日志士仍要面对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抗日斗士，始终坚持抗日，他们怀着必胜信念，与日寇英勇战斗直至最后一刻。根据伯力审判档案记载，“中国共产党员、山东黄县人崔德恩，因拒绝屈服于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始终忠于祖国和人民，最终惨死于石井部队”。在731部队存续的十余年间，各类实验室及野外实验场成为无数抗日英烈的人间地狱，这些顽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志士无一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