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日军攻陷上海、南京后铁蹄横扫江南，大半个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失败主义“亡国论”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沦陷区上空。在此历史关口，中共中央作出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肩负使命的新四军开始向苏南敌后挺进。对这支初来乍到的武装力量而言，首要任务不仅是军事上的破局，更是政治上的立信。如何用一场“打得赢”的仗，来激活一片“沉寂”的区域？1938年6月17日的韦岗战斗，以其经典过程和深远影响，堪称完美地回答了这一政治考题。

    东进首战的战略考量

    新四军的“东进”，是全国抗战大棋局中的一步战略落子。它肩负着在日伪占领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从而牵制消耗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重大任务。当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苏南时，所处形势十分严峻且复杂。

    一方面，敌情复杂，环境险恶。日军在京（南京）沪杭沦陷区气焰异常嚣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汉奸、土匪到处横行，百姓受尽折磨。部队对当地的地形地貌、敌我情况及民众状况都不太了解，且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生存与发展遇到极大考验。另一方面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刚刚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江南人民，对侵略者心怀恐惧，日军的凶残与强大让很多人心里没底，看到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队伍出现时，不免对其是否敢与日本人较量并取得胜利产生疑问。这些疑问正是急需部队回答的政治问题。

    新四军指挥员陈毅、粟裕等人十分清楚，挺进江南第一仗，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人心仗。这一仗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亮相”，向苏南人民宣告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来了；二是“立信”，用胜战事实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振民众抗战信心；三是“练兵”，在实战中检验部队在陌生环境下的战斗力，积累敌后作战经验。因此，选择一个有把握、能速决、有影响的战斗目标，就成了摆在新四军先遣支队面前的首要任务。

    速战速决的伏击战

    经过审慎战略研判，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成为首选方案。这既能打击敌之动脉，又能以我之长（游击战）攻敌之短（骄横疏备），缴获急需的武器弹药。为保证万无一失，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派人到镇江去句容的公路沿线展开抵近侦察，发现日军的汽车南北方向来往，每天都有五六十辆，通行时间大多集中在上午八九点和下午四点左右。

    经过反复比对，粟裕最终选定了镇（江）句（容）公路上的一个绝佳伏击点——韦岗。位于镇江西南30里的韦岗，是一片丘陵和小山地，这在水网密布的江南平原是不多见的。东侧有高198米的赣船山，西侧有高455米的高骊山，镇句公路夹在两山之间，蜿蜒通过。此种地形便于部队隐蔽和使用火力，不利于敌军车辆和人员疏散，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6月16日午夜，粟裕带领由90余名精干战斗人员组成的伏击分队，冒着大雨从下蜀后山出发，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在曲折蜿蜒且湿滑的山道上艰难前行，于17日凌晨到达韦岗以南的赣船山口，并隐蔽在树林中休整，进行紧张的临战准备。17日黎明，粟裕在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后，即命令伏击分队进入伏击阵地待命。

    上午8时许，由5辆汽车组成的日军车队进入伏击圈。随着粟裕一声令下，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机枪班迎头齐射，使得日军头车冲出公路、撞上岩石。后续日军车辆因受公路弯道视野的限制，毫无防范地接踵而至，粟裕当即命令部队迅猛开火，击中了日军后续3辆汽车。最后一辆车见势不妙，立即停在伏击分队火力射程之外，30余名日军紧急跳车，在公路两侧就地卧倒，以密集的火力负隅顽抗。此时，伏击分队在冲锋号声中，冲下山坡，围歼残敌，最后剩下的十几个日军见状纷纷爬上尾车，仓皇逃离。整场战斗仅用时约半小时，干净利落，充分体现了游击战“速战速决”的精髓。

    此役，新四军先遣支队牺牲1人、伤4人，但毙敌13人、伤敌8人，摧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大批军需物资以及敌人的军旗、战刀等战利品。这些实物尤其是武器装备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物证，为接下来的宣传动员提供了最坚实、最可信的“炮弹”。

    充分挖掘战果的宣传价值

    韦岗战斗开创了新四军在江南敌后战胜日寇之先例，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平型关大捷南北呼应，树起了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威望。陈毅、粟裕等领导人深谙“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一道理，将战斗成果的宣传价值利用到了极致。

    “实物化”宣传，用事实说话。战斗一结束，新四军立即将缴获的日军军车、枪械、钢盔、指挥刀、军旗等战利品，组织成一个“胜利品展览会”，在部队所到之处的村镇流转展出。对于当时文化水平不高、长期被日军淫威所慑的普通民众而言，这种“眼见为实”的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一把沾着血迹的佐官指挥刀，一挺被缴获的日制轻机枪，远比一万句空洞的口号更能证明“日本人不是三头六臂，一样可以被打败”。

   “新闻化”传播，抢占舆论高地。战后，《抗敌报》《新华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发布相关新闻，《申报》《大公报》《上海周报》等新闻媒体也都对此次战斗纷纷报道。其中，1938年8月17日在广州出版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以《新四军在江南连续战斗》为题，报道了韦岗战斗，1940年10月19日，《上海周报》报道中提到，“最荒僻的角落里也开始韦岗战斗了”，不少报道还附有缴获的战利品照片。这些新闻流传开来，使韦岗战斗的影响从苏南一隅很快传遍全国，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士气。

    “文艺化”动员，深入社会末梢。韦岗大捷传来时，粟裕当即写下了《韦岗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而陈毅得知胜利消息后，也是喜不自胜，脱口而出：“抗日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工作者们，用最快的速度把韦岗战斗中的英雄事迹改编成了话剧、快板、木刻画、歌曲等。他们走街串巷，在农村田间地头巡回演出，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把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这些通俗易懂的艺术化表达，把胜利的喜悦和抗日的道理传达到最基层的人民大众，做到了宣传效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