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11月，辽沈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华北傅作义集团自认能够自保，决定暂守平津，确保塘沽，以待时局变化。天津既是国民党平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华北工商业大城市，对华北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鉴于此，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平津战役中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天津战役，并由此诞生了“天津方式”。

　　步步为营

　　——三步战役包围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11月下旬隐蔽入关，出其不意地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断其退路，并根据形势变化，分三步完成战役包围部署，为在有利时机发起天津攻坚作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一步于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初完成，形成了各部距敌城防20至30余里的包围圈。第二步于1月3日至13日完成，东野各部扫清外围据点，向前推进10至20里，各部均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形成距敌阵地前沿5至10余里包围圈。根据中央军委解决平津问题总体部署，攻津各部队于13日夜至14日凌晨，隐蔽进入阵地前沿机动位置，完成第三步距敌1至2里包围圈任务。

　　这三步战役包围，准确地把握了进入敌前时机。即：进入预定地区过早，将暴露我军整体作战意图，也将对和平解放平津的各项进程产生负面作用；过迟则导致仓促部署，达不到预期效果，并有可能遭敌反制。而在1月3日前，完成第一步战役包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军仍在给平津守敌以充分的考虑时间；1月13日前攻津部队完成第二步战役包围，从军事意义上讲，已经向傅作义、陈长捷等表明：我军已兵临城下，如不接受和平改编建议，我军随时可发动攻击；第三步战役包围，则为全线总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和平愿景

　　——“天津谈判”始末

　　“天津方式”不单为武力解决，其中蕴含着为和平解决的极大可能作出的努力。为使这座有着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免遭战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希望和平解放天津。

　　1949年1月5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开发表《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指出，在放下武器的前提下，对“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6日，专门致函天津国民党守将陈长捷、刘云瀚、林伟俦等人，“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陈长捷等接到信后即刻约来杜建时紧急磋商，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会人员都只说愿意谈判，但是谁也不敢带头说“可以放下武器”。陈长捷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得到的回答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因此，和平谈判迟迟未能进行。

　　在各界人士迫切想要和平的强烈呼吁下，在我党统战工作的推动下，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毅然决定以市参议会的名义与解放军谈判。1949年1月10日，刘亚楼司令员亲自与参议会代表在天津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进行了和谈。刘亚楼在谈判中耐心地讲解了我党的政策，并具体提出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四个条件：一是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避免遭受战争破坏；二是一切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是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是如果天津守军的首领们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能按照小城市或乡村中战斗被俘的军官同等对待。四名代表要求将时间推迟至1月12日以后，刘亚楼当即答复可推迟至11日下午6时开始放下武器。

　　11日中午，杨亦周分别向杜建时和陈长捷报告呼吁和平的结果，并探询意见。陈长捷认为四点意见过于苛刻，没有作明确答复。但他对杨亦周等人说：“我指挥的军队可按指示办理，但是中央直系军队我指挥不了，要求解放军从天津至塘沽开辟一条狭道，让中央直系军队离开天津去塘沽，我在天津办理降服手续。”同时要求只放下重武器，让第62军、第86军携带轻武器经塘沽撤往江南。从陈长捷的要求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天津守军派系矛盾纷争严重，作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陈长捷无法统一指挥全部守军，为国民党军溃败埋下伏笔。二是国民党军随时准备南撤。蒋介石曾对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说：“必须长期保住天津海口，以待国际变化。”言外之意，确保塘沽出海口安全，以待情况不利时迅速南撤自己的嫡系和傅系部队，是蒋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在被围困时，陈长捷首先想到的也是确保蒋嫡系部队南撤。

　　11日下午5时，四位代表与刘亚楼开始第二轮谈判。当他们把陈长捷的意思转述后，刘亚楼立即严词拒绝：如第62军、第86军不愿意放下武器，则陈长捷可将所属阵地让给我们，威胁该两军缴械。并指出只有按照四项条件进行谈判，才能获得和平解决。同时，要求陈长捷必须在13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我军将立即发起攻击。陈长捷始终认为平津一体，要由傅作义统一解决，深信“坚守就有办法”。所以，没有按照原定答复期限予以响应，从而最终关闭了和平解放天津的大门。

　　天津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一是激发了国民党守军的厌战情绪，加速了天津战役的进程。二是促使天津各种政治力量开始迅速分化组合，统一战线迅速扩大。三是加速了北平和平谈判的进程。平津战役中，傅作义以天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天津战役爆发，他才认识到和平是解决北平最优出路，从而迅速签订《北平和平解决协议》。

　　知己知彼

　　——智取城防图

　　为了迎接天津解放，天津党组织充分调动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出色地完成了获取国民党守军城防工事及有关军事情报任务，加速了天津战役的胜利进程。

　　天津国民党守军自1947年4月起，历时一年多，在市郊修筑了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的一道峰腰形防御工事。环城四周筑有大小碉堡1000多个，埋设地雷数以万计。这个时期，隐蔽在市工务局第一区第八段的工程员麦璇琨，接受其上级领导王文源关于绘制出一份全市城防工程图的指示，利用自己负责监督工程的便利条件，巧妙地搜集了各个工段的施工图纸，并对每一个碉堡进行一个点一个点地放线测量。在他随后绘制的城防图上，不仅有完备的城防线，还有碉堡的坐标和准确的位置，还以不同符号标明碉堡的大、中、小等不同类型。图上附有土墙的横断面图，标明护城河的上口、下底、深度、两帮坡度及堤埝的高度、顶宽、内外坡度以及人行道、交通壕等详细尺寸。这份图纸，城防、街道、桥梁等设施一应俱全，绘制得清清楚楚，军事价值极高。图纸完成后，麦璇琨直接送交了天津地下党市政工委负责人王文源。

　　随后，王文源找到经营大众照相馆的地下党员康俊山。为缩印好这张珍贵的城防图，康俊山决定将图纸分片拍成8张8寸的照片，到解放区后，再将8张照片拼在一起，便能清楚地看出图纸的原貌。照片做成后，为便于伪装，康俊山急中生智，将八张漂过的城防图照片，分别裱装在两张老人照片的背后。然后再装上镜框。之后，由地下党员赵岩于1948年8月送到了华北局城工部所在地——泊镇。这一任务的圆满完成，为解放天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受到华北局城工委负责人杨英的高度赞扬。

　　1949年元旦，正当人民解放军团团围困天津城时，国民党守军突然把市内的兵力部署作了调换。华北局城工委书记刘仁要求地下党立即摸清情况。隐蔽在大公报社的地下工作者李光诒接受了这一任务。他通过在国民党守军后勤部工作的李贻亮弄清了敌军调整后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并及时向城工委作了报告。该情报对天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刘仁特发电报予以表扬，并代表解放军向地下党致谢。隐蔽在陈长捷身边的警卫连长王亚川也按照要求，提供了天津警备旅的布防、天津守备和武力配备、防区范围和重要人员名单等。

　　智取城防图的成功，有利于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指挥部更清晰地了解敌方军事部署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战斗方案；有利于在战场上避其锋芒攻其软肋，极大地减少人员伤亡，保存有生力量。天津战役中，天津党组织执行度高、战斗力强，为天津攻坚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天津解放锻炼储备了进步力量。刘亚楼曾动情地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战斗打响

　　——激战29小时

　　天津谈判失败后，中央军委决定以战斗的方式解决拒绝放下武器的敌人。根据国民党守备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和天津市区地形情况，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为实现这一作战方针，还决定以部分兵力由南向北助攻和以小部兵力由北向南佯攻。

　　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发布总攻命令。首先，由炮兵集中火力向敌城防工事进行破坏性射击，摧毁国民党守军的前沿工事，打开城防缺口。然后，炮兵实施压制性射击，掩护突击部队向前推进。突击部队冲进突破口后，炮兵实施延伸射击，掩护部队向纵深发展。

　　在津西方向，第1、2纵队从和平门南北方向突破，然后由西向东攻击。在津东方向，民权门、民族门、中正门等地区是第7、8纵队主要突破地段。在津南助攻方向，第9纵队并指挥第12纵队34师，自尖山一带向守敌发起攻击。在津北方向，4个师实施佯攻。我军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与守城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一次次攻占与反扑中巩固了突破口。以一阈窥全局，在突破和平门的战斗中，总攻命令下达后，我军200多门火炮向敌阵地猛烈轰击。顷刻间，摧毁敌工事大部，并在突破正面打开了几十米宽的缺口，破坏了敌据守的第三监狱、自来水厂等明显目标。此时，从青岛飞来的两架敌机企图阻止我军攻势，随即被我军高射炮击落。随后，第2师第4团首先发起冲击，该团3连3排在2排掩护下与1排冲进突破口。11时15分，旗手王玉龙冒着弹雨将红旗插上了和平门城头。这时，敌人疯狂向我军反扑，3连与随后赶到的8连与敌激战，并展开白刃格斗。在连续打退敌人9次反扑后，1、2、8连攻入突破口，占领自来水厂。与此同时，第2师第6团9连也在另一突破口方向打开了前进通道。该连3排与1排连续爆破，彻底摧毁了敌前沿工事。第1排排长在肩部受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机枪班长带4挺机枪边冲边打，全排乘机冲上城墙，班长李景祥将红旗插上城头。随后，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向纵深进攻。

　　历时16小时，攻城部队从东、西、南3个方向共打开了10个突破口。各部队备受鼓舞，迅速按预定作战计划投入纵深战斗，东西对进的部队迅速向金汤桥方向攻击前进，将天津守敌拦腰斩断。国民党守军在金汤桥附近设有碉堡工事，夺取金汤桥的战斗非常激烈。14日夜间11时，我军攻占金汤桥，随后，国民党守军又夺回金汤桥头。15日凌晨5时半，金汤桥被解放军夺回，打通了东西走廊。

　　金汤桥胜利会师后，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包围海河两岸国民党守军。特别是解放军攻克敌人最坚固的支撑点海光寺，构成了对国民党守军核心区的合围。第38军第112师经几次冲锋和使用炸药炸开大门，打进警备司令部大院内。在攻打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战斗中，战士们在中共党员、隐蔽在陈长捷身边的警卫连长王亚川的指引下，冲进敌司令部院内地下室，活捉陈长捷等人。15日中午，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下午3时许，东、南、西三路夺城部队在耀华学校会师。布防在北面的国民党守军，当发现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西两面后，自觉已陷入绝境，纷纷投降。至此，历经29小时的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历史掀开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