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7月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他们飞抵上海,也就在这天,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13日,他们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
第四次庐山谈判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却唯独将中共晾在一边。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就是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可是,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再也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这种态度当然是周恩来难以接受的。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同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谈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仍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的12条意见,没有任何回应的表示,还是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的“行营”,那么不要多长时间,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了。如此心怀叵测,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达上海。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海,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万5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27日,他们到达西安,当日在与蒋鼎文会谈时,即得到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针对蒋介石的催促,周恩来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参加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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