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冠英长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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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余冠英长者风范

2008-03-06 10:50:39

来源：文汇报

作者：林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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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声说：“改！改！改！”

    1975年春天，毛泽东主席的视力有所下降，看书要看三十六磅大字本，一批大字本的书，就是专为毛泽东印制出来的；毛泽东爱读书，但视力不行，读起来是很吃力的，于是想到听，这才有了录音录像的工作。毛泽东喜欢看传统戏，就在这年春天，各地方的传统剧目，便陆续调到北京来，经过几天彩排，然后进行录像，印唱词及加注释，连同录像带一起送给中央办公厅，这就是录像组的任务。

    一天是1975年5月23日，地点是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即市委党校）二号楼。过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打破了平日大楼的寂静。我出门一看，是文研所的人来了，其中一位长者，高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白皙的脸上带着癜斑，露出慈祥的笑容。复旦同学沙予见到我，忙过来打招呼，回头向我介绍这位长者：“他就是余冠英先生，我们文研所副所长。”我向前同他握手致意，以前曾读过他的《诗经选》、《乐府诗选》等著作，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一起来的除了沙予，还有曹道衡、范之麟和沈斯亨，连同4月10日先期来的刘世德、王水照和陆永品，共从文研所借调来八人，加入国务院文化组下属录音组中注释组行列。

    注释组的任务，顾名思义，是为所唱诗词作注，注释稿打印后随录音带一起上送；还有一个任务是，为作曲者和演唱者讲解诗词的大意和疑难词语及典故。1975年春，文化组创作办公室的陈祖美和我这个从人文社借调来的客卿，奉命遴选千首诗词曲赋，搞出一个初选目，并着手注释部分样稿，4月9日停下“千首”的选注工作，由崇内旅馆迁到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参加录音组的注释工作。连同文研所借来的八人，这个注释组共有十人。一般情况下，先分工搞初稿，然后集体讨论，共同定稿。

    余冠英先生是注释组中的元老，实际上也是注释组的顾问，不担当初稿工作，有时参加集体讨论，更多的是为大家解答平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因此，我有机会向这位我所敬重的学界尊长求教，并从此结下一段翰墨因缘。我在注释中碰到难题，和文研所的同事一样，也向余先生请教，他总是耐心地帮助解决。他自己一时说不上来的，便提供线索，让我进一步查检，从而使问题得到解答。我不但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治学的方法，可以说得益匪浅。

    1975年8月底，上面下达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指令整理和出版《水浒》。完成《水浒》的出版以后，图书出版有所放松，“书荒”年代已近尾声，人文社可以自主地确定一些重要选题，向上面打报告。选题中有《唐诗选》，这是“文革”前拟定的，而且已有文研所选注的初稿。经报批，同意出版，于是工作重新启动。

    《唐诗选》仍由文研所集体编写，由余冠英先生主编，出版社则指定我为责任编辑，这样，我便再一次和余先生结下翰墨因缘。

    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而我正年富力强，跑腿的事自然该由我来干，可是余先生有时非要亲自把书稿送到我办公室不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他爬上四层楼，更令人担心的是还要横穿车如流水的朝内大街。所以每次送他下楼，我总要吩咐年轻的宋红护他过马路。我审读完《唐诗选》初稿，贴了好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我把书稿送到余先生家，笑着对先生说：“我是新到出版社的，听老同志说，你们文研所同人文社有过协议，凡文研所的书稿，人文社不得改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不懂老规矩，提了这么些意见，以为这是我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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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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