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整个晚上也睡不了觉,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资料,写提纲,准备文章。花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出院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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