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群众在雕像前悼念革命先烈。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中，展出的红军革命斗争场景图。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一角。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黄祥 摄

    “母瑞山前风如刀，欺我壮士饥无粮。蕉叶茅草做军装，野菜野果充饥肠……”豪迈的战歌曾在定安境内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回荡。在80岁老人王学广心中，这战歌穿越了山风与岁月，吟唱着琼崖红军在母瑞山留下的不朽功绩。

    “山不藏人人藏人，母瑞山上谱写了一曲曲艰苦卓绝的革命壮歌。”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馆长王学广对那段历史娓娓道来。 他介绍，1932年秋天，琼崖红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第二次撤退至母瑞山到突围成功的八个多月中，可以说是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正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革命星火得以保存，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受挫

    1932年7月，随着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向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

    琼崖的天空重现阴霾。当月，为扑灭琼崖革命烈火，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属3个团1个特务营，配合空军第二中队1个分队共3000多人赴琼，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一时间革命形势波云诡谲、危机四伏。

    7月底，陈汉光部从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登陆抵琼。陈汉光部抵琼后，第一团驻嘉积，第二团驻定安，第三团随旅部直属队驻府城、海口，以期分路驻扎，齐头并进。并采取“军事政治并重，剿抚兼施”的方针，以“迅雷疾风”的手段和“先攻要点”“重重包围”“分进合击”“各个击破”的战术，由北到南，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敌军穷凶恶极，琼崖大地再次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说，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抢掠、焚烧和奸淫，从琼山、文昌一直到定安、琼东、乐会、万宁，无数的村庄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群众和革命者的家属惨遭杀害。

    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中共琼崖特委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敌人的“围剿”，保卫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尽管敌我力量悬殊，红军独立师下辖3个团和1个行营，共1800人联合各根据地的赤卫队，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顽强奋斗，奋起反击。

    赖永生介绍，抵达海南岛后，敌军迅速向琼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疯狂发动进攻。他们出动飞机大炮，以机枪火炮等密集的火力，向根据地狂轰滥炸、疯狂扫射。红军据险扼守，浴血奋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在必经之路沿途挖陷阱、插竹签、埋地雷阻敌深入。“琼崖红军终因寡不敌众，遭受惨痛伤亡，粮食、物资更被洗劫一空，几乎弹尽粮绝。”他说。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琼崖红军虽英勇斗争，战局却是惨烈。至1933年初，琼崖几块主要根据地先后被敌攻破，除冯白驹、符明经带领的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警卫连在母瑞山，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就地坚持斗争外，独立师已经解体，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的破坏，通讯联络和交通被打断了，琼崖党组织与省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赖永生表示，至此，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琼崖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潮，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

    母瑞山蛰伏八月待天明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遭到惨重失败，几乎到了琼崖革命火苗最为暗弱、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但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悲观绝望，而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决心再上母瑞山，保存革命火种，继续领导琼崖红军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如今重走母瑞山，草长莺飞，花木掩映间，工人们正忙碌地堆墙砌瓦将红军医院、供销社粮食厂等革命遗址重新复原，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崔开勇说，当年，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后，母瑞山各处基建荡然无存，琼崖红军面对的只有一片被炮火轰炸的废墟。在这一片危机四伏的山林里，琼崖红军艰难求生，萧瑟度日，一待便是八个多月。

    “最先遇到的难题是饥饿。”崔开勇介绍，琼崖红军最初还有些粮食储备，并可向百姓筹粮，但随着敌军的进一步封锁与袭击，战士们不得不在山间东躲西藏，粮食从饭团到稀饭再到饭汤，队伍最终断了粮。为了生存，红军战士只能上树下地寻找一切可解决饥饿的食材。河里的鱼虾、浮萍和青苔，林间的野菜、竹笋和野草，甚至树上鸟窝中的雏鸟和鸟蛋，都是红军的充饥之食。当时，一种叶嫩茎软的野菜几乎成了战士们每天的主食，这种野菜后来就被冯白驹命名为“革命菜”。

    为了鲜活地展示当年琼崖红军的生活状况，王学广将“革命菜”移植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区，向每位前来参观的游客展示。“有些小朋友好奇地问红军吃革命菜是不是为了养生保健，我只好加倍严肃地告诉他们那段历史。”他说，当年琼崖红军长期靠苦野菜充饥，肠胃长期无油盐荤腥，不少人瘦成了皮包骨，还因营养不良染上了夜盲症、水肿病等病症。“那般痛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也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与饥饿一起蚕食年轻战士体能与健康的，还有衣不蔽体所带来的寒冷。崔开勇说，红军战士们没有多余衣物，在穿行密林时，身上军服早已变得衣衫褴褛。他们过上了野人一般的生活，冷时只能相互依偎取暖，睡觉时必须把芭蕉叶烤热当席睡、当被盖；火柴用完了，还得学古人钻木取火。

    “由于没有固定居所，红军时常流动转移，今天睡山洞，明天睡丛林，山间潮湿寒冷，许多战士患上疾病。”王学广感叹，有多少人是被饿死、冻死的？没有确切的统计。在中瑞农场水坡5队22段的路边曾经有棵大榕树，当年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息，便再也无力站起来。

    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的搜剿、袭击，包围圈越来越小，加上饥饿疾病的折磨，母瑞山上100多人的队伍，至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了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刘天佑（红军庶务长）等4名干部和20名红军战士，以及王惠周（冯白驹妻子）、李月凤（红军炊事员）2名女同志，共26人。他们像26颗革命火种，燃烧在母瑞山的密林深处。

    值得一书的是，当地百姓对于琼崖革命的支持和配合，让冯白驹日后留下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感叹。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一面墙上，印着四幅水墨画，分别展现了百姓穿越陡峭山岭，为红军报信、送粮以及帮助红军作战和转移的场景。时光荏苒，这份红色精神早已融入这片热土，汇入当地百姓跃动的血脉中。

    浴血破重围战旗再飘扬

    1933年1月下旬，冯白驹与另外两名干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山上的环境实在不利于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突围下山寻找党组织依然是最佳的途径。

    当年春节期间，趁敌军疏于防备之际，冯白驹带领25名干部战士，由女炊事员李月凤带路，向澄迈二区转移。不幸的是，因被人告密，李月凤在进村联系时被敌人捕获杀害。满怀着悲痛的25人只得连夜离开该地，重返母瑞山。

    当年4月，冯白驹等25人再次突围下山。这一次，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埋伏，经过三天三夜的昼伏夜行，途经翰林、岭口、龙门、仙沟、甲子等地，最终回到冯白驹家乡（今海口市琼山区长泰村），并与同在琼文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合。琼崖革命火种也因此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