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映着杭州湾，月色照着浦东平原，我们是雄壮的革命铁流，英雄地行走在敌人的‘清乡’线上。”唱歌的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当年叫诸亚民，曾被日军悬赏十万军票。我是在这位传奇英雄苏州的家中听到他唱这首歌的，那年他65岁。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是日伪重兵把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驻有华中派遣军第13师团、伪暂编第2军第13师、伪中央税警总团和伪上海特别市武装警察大队；还有地方保安团等。当地群众把日军叫“鬼子”“东洋乌龟”，称伪军是“黄衣裳”“黄狗”或“汉奸队伍”；喊黑衣警察“柏油桶”“黑壳虫”，叫土匪“野猫队”。

    在如此艰难危险的境况下，坚持抗战的淞沪支队被誉为“浦东人民的灯塔”。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之际，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悲壮而感人的故事。历史，不容忘记！

    东洋人要打篱笆墙了

    1942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天有点闷热。杭州湾畔的浙江慈溪古窑浦，一艘方头“沙飞”（小船）向对面的浦东驶去。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还组建了南汇县抗卫四中队和奉贤县人民自卫团。

    1941年，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日伪在南方“清乡”，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军政并进，剿抚兼施”，7月1日起于苏南，后推至浦东。先军事清乡，后政治、经济、思想清乡。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朱亚民率短小精干的便衣武装，回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这时，其他号称“抗日”的各游击队早跑了。

    朱亚民挑了11名队员，其中3名党员，全换短枪。虽说只有3个本地人，但其他人都熟悉浦东。船到奉贤柘林东，下船在滩涂走了一长段，上岸急行几十里，天亮前到七仓墩，来到靠拢中共的盐行乡伪乡长乔阿五家。他惊诧道：“东洋人到处砍竹子，就要在海边打篱笆墙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

    “正因为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

    接上第一个关系后，小分队往东向南汇中心活动。一路宣传反“清乡”，安定群众情绪，组织青年，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并根据上海地下党经验建立直接秘密关系。经过工作，群众认为队伍回来有靠山。也有见他们就几个人，没“长家伙”，有些担心，甚至劝朱亚民离开浦东的。还有观望者，不敢联系。

    一月后，浦东“清乡区”四周筑起竹篱笆墙。镇上建据点，沿海港口设检问所，大村庄驻伪军。随后，日军矛字3824、3825等主力、伪军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5000多人，自南向北分区“清乡”。多路出动、分进合击，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用朱亚民的话：“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同时，大批佩“清乡委员会”蓝底小铜牌的政工人员，下乡查户口，恢复保甲制；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群众站岗，发现游击队鸣锣报警。

    朱亚民将队伍分为三组，由许培元、张宝生各带一组隐蔽在“清乡”边沿区，自己带一组在祝家桥一带活动，住的是偏僻小村宅、祠堂、渔民的蟹棚，甚至看坟的小棚，每天换个地方。吃饭群众送，送一次吃一天，没人送就挨饿。已是深秋，还是穿刚到浦东时的单衣。艰难环境和敌人引诱，使少数意志薄弱者叛变。朱亚民感到，只有打个胜仗，才能灭敌威风、鼓舞士气、打开局面。第一仗怎样打？10月下旬，机会来了。乔乡长与苏家码头（今奉贤区塘外乡墩外村）检问所一伪军结拜，那人吃鬼子亏要报仇。一天夜里，全队集合，从南汇长途奇袭。一路得到群众帮助，站岗的等队伍过了再敲锣。穿过层层封锁线，里应外合冲进据点。击毙3个鬼子，一个班伪军全部缴枪，我无一伤亡，只花20分钟就第一次全歼一个据点。当附近敌人赶来，队伍已在几十里外南汇周家弄休息了。

    第二天，得到敌机动部队又回南边的情报。朱亚民抓住机会，在三灶接连打了两仗，共打死3个鬼子和10多个伪军。这些战斗歼敌不多却震动不小，毕竟发生在敌占绝对优势的“清乡区”内。于是，三五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放哨的老百姓也收锣回家，游击队能集中行动了。

    锄奸“扳蟹脚”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一面集中兵力继续军事搜剿，另一面利用汉奸侦察我方行踪、捕杀与我有关系的群众、威胁利诱替我工作的乡保长，收买地痞流氓、白粉鬼建立情报网。一时间，我几个情报站被毁，有的群众被整得倾家荡产。朱亚民决定，锄奸“扳蟹脚”。

    先向整顿保甲组织的汉奸开刀，使“清乡”政工人员不敢单独下乡。但仍有本地铁杆汉奸作对，特别是鹤沙镇（今浦东新区下沙镇）的，依仗那是鬼子驻守的据点。1943年正月，趁镇上敌人向公路东扫荡，只留少数伪军。冒着漫天大雪，朱亚民经两天长途奔袭，于初五深夜进镇。不到半小时，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13个汉奸头目一锅端。接着，他们化装混进驻重兵的大据点大团镇，除掉作恶多端的伪大团维持会会长韩鸿生。

    锄奸震动浦东。伪镇乡长纷纷打招呼表白，愿意送情报送子弹，协征抗日捐税。鬼子在会上无奈地说：“你们区长以上的人，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二分相信游击队。区长以下的人，七分相信游击队，三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靠不住！”

    朱亚民决定打浦东大据点新场。新场街上设木栅门，警戒严密；西头住日军，东头住伪保安四团一个中队。通过新场保长张祖德找伪司务长沈墨予，搞来发饷那晚口令。4月一个深夜，他们摸掉哨兵，冲进伪军营房，100多伪军梦中缴枪，只逃出几个在楼上赌钱的。缴获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为反“清乡”以来俘敌最多一仗。相隔几百米的日军不敢出来增援，他们哪会想到袭击这样据点的是二三十人的小游击队。随后袭击钱家桥据点，打死十几个鬼子，缴了刚发下来的96式轻机枪。旋即伏击庙泾港，全歼鬼子一个小队。

    接二连三的胜利，逼敌又撤了三灶、青村港和钱家桥等中等据点。朱亚民趁机积极开展伪军策反，促使驻泰日桥伪保安五中队的区队长击毙中队长张潮毅等亲信4人、打死8名鬼子；率五中队近百人携轻机枪2挺、长短枪80多支及全部弹药反正，使日军不再信任伪军刘铁城部，将其调离浦东。

    春去夏来，田里起了青纱帐。鬼子一年“清乡”无果。因其主力不能长期待于一地，部分日军调出浦东，留下的轻易不敢下乡。这时，我军队伍已从12人的短枪队发展为拥有3挺机枪的几百人长枪队，番号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竖起大拇指

    到1944年下半年，浦东农村基本被淞沪支队控制。1945年1月，为加强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浙东行政公署任命朱亚民为奉贤县长、鲍季良为川沙县长，吴建功为南汇县长。就在这个月，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让默默战斗在大上海近郊的新四军名扬海外。

    1月21日，南汇五区我常备队吴进根报告，说有外国飞行员跳伞至周浦龙华嘴三林塘大绞圈村（今浦东新区三林镇大绞圈村）东南麦田里。他跑进村里薛根英家求助，后由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的草棚里，躲过敌人搜查。现在，吴进根把他转到小塘村其岳母家。

    朱亚民令短枪队连夜出动。因周浦是敌重点控制区，龙华嘴又离上海只有五里路，必须迅速转移飞行员，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短枪队很快找到飞行员，考虑走陆地外国人易暴露，就用罱泥船。飞行员走了，保长薛和尚对全村人说：“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

    日军发现飞机残骸却没见飞行员，20多名宪兵冲进大绞圈村，拷问村民，谁都不说。日军就把薛和尚和他12岁侄子薛镜如抓到东昌路宪兵司令部，薛和尚被折磨致死。

    飞行员到支队部后，立即给他脸和手脚的烧伤部位消毒包扎。这位22岁的美国阿肯色州人叫托勒特，美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他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起飞，袭击上海机场，遭日军飞机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而油缸起火，他被烧伤并跳伞。

    听说眼前是共产党的新四军，托勒特不相信：“登机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没有听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支队领导们告诉他：自全面抗战以来，新四军一直坚持在这里战斗。

    托勒特到各中队边看边提问：士兵为何不向长官敬礼？长官与士兵为何吃同样饭菜？为何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

    一天，步哨报告：有10多个鬼子从驻地前经过。托勒特一听紧张起来，探视回来的朱亚民告诉他：“我们目标没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现在已经走远了。再说，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

    “很好。你们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托勒特竖起大拇指。

   托勒特随支队流动了一个多星期，吃不惯饭菜，支队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和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中队还送来鸡蛋和桔子。后接浙东区党委指示送他去浙东。临走时，他把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绸布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朱亚民，朱亚民回赠一支毛瑟手枪。2月1日晚，派专人护送他，从南汇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抵达四明山区梁弄。4月10日，送至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

    《新浙东报》第119期报道：“国民党本来吹什么上海附近已经没有共产党了，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结果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一救，就拆穿了国民党的牛皮，在政治上打了国民党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美国飞行员把所见所闻再一宣传，对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小，使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也是有力量抗日的，不仅在中国的广大敌后战场有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在上海这样日军的战略要地，也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洒热血等到胜利日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送来紧急情报：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获释，前晚在法租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带整夜狂欢，不知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当天下午，刘长胜同志又派人来告：已查明是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