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4日，马鹤俦把伪石门市公署市长的乌纱帽丢了，后来又当上了“华北剿共委员会”主任。1944年初，陈卓毅找到“老朋友”马鹤俦说：“我有个亲戚的儿子，年轻人没事干，你让他到‘天津剿共委员会’去，混碗饭吃吧。”既然是“老朋友”张嘴，面子自然要给。就这样，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负责人张友恒化名李叔刚进了“天津剿共委员会”。他身穿草绿色协和服，手拿“剿共委员会”的证件，坐火车、过哨卡、住店吃饭，往返根据地请示汇报方便多了。虽然张友恒只是调查处的低级雇员，但抄写文件、登记收发的工作，让他接触到许多情报。尽管这些情报多是望风捕影、胡编乱造，但还是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一次，他从“唐山剿共委员会”一份情报中发现八路军冀东军区的组织人事、会议记录、统计报表、计划提纲等，真实而具体，说明日本特务已经打入冀东军区内部。他及时向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汇报，清除了奸细。 除了陈卓毅，情报组的其他人员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秘密情报工作。王尹是辽宁省新民县人，出身富甲。其父亲与陈卓毅二叔、新民县县长陈荫翘是至交，通过这层关系与陈卓毅相识。在陈卓毅的帮助下，他成功出任伪清河县县长，利用职务之便提供了不少华北伪政权的情报，还掩护了地下情报人员宫洗尘。一次，他从日本宪兵队发现中共地下人员暴露的情报，立即通知平津情报站负责人张友恒，使地工人员及时转移。王尹的妻子刘杰非常干练，由于小时候得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外号“刘麻子”。她性格豪爽，有点男人性格，常到东板桥交通站，并认陈卓毅、苏琪的两个儿子当了干儿子。 张有恒在回忆录中称赞陈卓毅：“他善于交际，为人豪爽，热情好客，他能接触到敌伪很多动态情报，如军事运输、战争物资的储备、伪政权的人事变动及内部矛盾等，都有利于我们开展对敌人的斗争”。

    四、巧取五一大“扫荡”情报

    1942年初，潘汉年情报系统打入日军的内线，紧急报告中央社会部一条绝密情报：华北日军准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行动，但日期、规模等不清楚。中社部高度重视这一情报，中社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紧急命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动用一切情报系统、情报关系，搞清日军行动计划。 这个任务事关冀中根据地的安危，必须全力以赴。初春的一天，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情报科长谢甫在天津一家煤球厂和陈卓毅秘密见面。一见到两位领导亲自来了，他马上产生了一种预感：任务绝对非同小可。许建国部长详细地向他传达了中社部的紧急指示，要求他动用一切情报关系，打探日军行动情报。听完后，陈卓毅沉默了，他的脑海里飞速地筛选着各种情报关系、寻找可能的人选。最后，还是锁定在留日老同学、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身上。

    听了陈卓毅的想法，谢甫生也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可行，但还是提醒道：彭副官是今后获取日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绝不能为了搞这次情报把他推向绝路，断了我们的情报来源；此外，各情报组之间绝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单线行动、单线汇报，绝对保密。 由于石门市日军特高科科长黑田已经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他不便以留日同学名义去见彭副官，否则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怎么才能尽快见到彭副官套出情报呢？这成了陈卓毅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机会来了。一次留日同学聚会上，来了个日本艺妓。一名留日同学讲，这名艺妓神通广大，与日军司令部高级军官关系密切，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卓毅听罢一阵窃喜，于是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和这名艺妓搭讪起来。交谈中，陈卓毅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透露出一大堆的“利好”消息。日本艺妓得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不但是留日学生，还当过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叔叔是奉天首富，自己在北平也有大买卖，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日本艺妓很高兴认识陈卓毅，对他毫无戒心，当成新交的中国朋友。

    聚会过后，陈卓毅赶紧向谢甫生汇报了自己的打算：通过日本艺妓，进入设在保定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面见彭副官，套出日军行动情报。谢甫生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天之后，陈卓毅在这名艺妓的带领下，顺利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来到了彭副官办公室。老同学相见分外兴奋，聊天叙旧，海阔天空。他一点不问司令部的事儿，彭副官也压根儿不说军情大事。时间不短了，临近告别，陈卓毅按照事先的设计，巧妙地说：“咱们同学聚会，你老缺席，大家都有意见了！你什么时候到北平和同学聚会呀？”听了昔日同窗好友的邀请，彭副官面露难色地说：“老同学你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去。最近司令部规定谁都不准请假出门，我这儿也是没法子。”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起身告辞，在靠门口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两个让他不能忘记的字——“五一”。到了走廊里，看四周无人，彭副官才压低声音悄悄地对他说：“你最近可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呆着吧。”陈卓毅随口答道：“我能去哪儿？就在北平做生意呗！” 凭着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陈卓毅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这就是他想要的重要情报。刻不容缓，他连夜赶到天津向谢甫生报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大约就在1942年5月1日前后。

    经过前后细致分析，综合几个情报小组的消息，许建国部长同意陈卓毅的判断，立即向康生、李克农汇报。中社部也认为：这个情报是从日军穴巢所得，可信度高，日军的行动有可能在５月１日。 果然，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五一”反扫荡胜利后，中社部决定对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进行表彰，康生、李克农、潘汉年在中央保卫工作会议上对陈卓毅情报组进行表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根据中社部的精神，也决定褒奖陈卓毅情报组：一是陈卓毅提前转正入党，二是给陈卓毅情报组一定物质奖励。不过这物质奖励的奖品谁也想不到。当时山东地工人员为晋察冀边区后方搞了3船梨，准备走水路经天津转运到边区。但晋察冀边区公安部门不同意，于是这3船梨就近奖励了陈卓毅情报组。没承想陈卓毅到天津港提货时，一验货，发现3船梨都烂了。这事一时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笑谈。

    （本文经陈卓毅、苏琪之子陈时宰先生阅改审定）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