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1986年去世后，63岁的龚全珍搬进了“幸福院”，一住就是5年，她这样做一为不拖累儿女，二为追求“老有所为”；不是为了得到照顾，而是为照顾别人。在那里，她又扮演了工作人员的角色。她主动申请当“义务服务员”，帮老人们洗缝衣服，给孩子们辅导功课。只要能做点对社会、对别人有益的事，她就感到心里踏实、愉快。她总是不断地问自己：“我还能干点什么？”

    离休后，她参加了县老干部宣讲团，到学校、机关、企业、社区讲老红军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故事，讲得深入浅出，好评如潮。渐渐地，她接到的邀请越来越多，近30年来，人们已经记不清楚她到底去了多少地方、作了多少场报告，但很多人都记得，她从不要一分钱报酬，常常是自带馒头或面包，就着白开水当午饭。她解释说，因为自己牙齿不好，只能吃这个。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她是不想给学校添麻烦，增加负担。

    当她听说县里有流生的现象时，便积极推动成立莲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从此走街串巷跑学校，四处为有困难的学校、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她—如既往地粗茶淡饭，衣着简朴，在自己身上不“浪费”一分钱，但在她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却又总是慷慨解囊：一次，她到一个学校作报告，发现该校的图书室竟没有多少书，于是她立即购买了1000册图书捐给他们。

    对身边的困难家庭，她常上门探望，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她资助过至少30多户家庭、100多位贫困生，累计捐赠金额超过10万元，而她自己的离休工资也就是每月3000多元。在这些受过她资助和勉励的家庭中，已经有近10户成功做起小买卖，逐渐走上致富路。

    至今，在龚全珍家里，有一张她珍爱的照片。照片中，甘祖昌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衣，正满面笑容地向孩子们讲解麦子的优良品种。她说，这是珍藏在她心中的甘祖昌：“他的精神永存，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龚全珍心里明白，有人对她和甘祖昌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有不同的看法，但她坚信自己和丈夫的共同信念，“认准了方向将百折不挠，一直走到底。”至今，龚全珍仍不时回味起甘祖昌病重时曾对她说过的话：“活着就要为国家多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重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

    岁月的沧桑已把龚全珍无情地推向了耄耋之年，“健康时，每周去一次福利院，为孤寡老人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病时，不住特殊病房，不用昂贵的进口药……逝世后，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此生最后的党费；生前资助的贫困大学生，要求子女们继续资助他们到毕业……”这是龚全珍向党组织递交的承诺书。

    她还写下遗嘱：“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后一切从简，不需任何仪式。骨灰撒在玉壶山上，不要坟，不要碑……”

    这就是龚全珍，14岁离开山东老家，1949年入党，1957年回山乡扎根，这辈子与甘祖昌一样充满传奇色彩。但她总认为为党工作是本分，她常说：“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不做事情就感到愧疚。”这似乎成为龚全珍的行事准则。离休不等于离岗，自己做的事情哪怕再小，都是在延续甘祖昌建设美好家乡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