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宋子文的会谈，引起蒋介石的兴趣，25日上午，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蒋周会晤的当事人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国民党代表张冲代表蒋介石对中共作了三点确认，其中就有:红军驻地“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立即自动改编向全国公布

　　但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以为红军问题已有章可循，又老调重弹，认为红军不是改编而是投降。他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今则时移情迁……中央准编其为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

　　蒋介石料到中共不会接受这个数字，2月27日，张冲又带来蒋介石的新意见，红军可改编为三师九团。3月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发电报，指出“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周恩来与张冲交涉谈判，并达成这样的协议: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四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指挥部；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工兵师，计两万余人；红军军委直属队，改为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红军的医院、学校保留等。

　　蒋介石所孜孜以求的是要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这在他的日记中暴露无遗，“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深得其要领的贺衷寒，竟然对会谈形成的，并将送达蒋介石最后决定的草案，擅自作了重大改动。这些改动是: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改编后的红军定员，被裁减为三个师，二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3月1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就此定出最低限度:“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蒋介石此时也急于要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所以立即电约周恩来面谈。3月和6月，周恩来在杭州和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对周恩来交谈所坚持的中共几项原则，其中尤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等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还十分爽快地说:这些小节不成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本应顺应抗战大局，降低与中共的谈判条件，以便红军早早完成改编，奔赴抗日战场。可是他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就是不让设立总指挥部，以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对此表示出最为坚决的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他们主张，不论蒋介石同意与否，我们“立即自动的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