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际，为了将21兵工厂完整地交还到人民手中，作为厂长的我和厂里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护厂斗争。

　　21兵工厂的护厂行动是在三大战役之后开始的。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他们开始打着“为国为民”、“为保护工厂”的旗号，监视职工，破坏工厂。如:为保卫“国家”机密，命令烧毁文件档案；为“保护技术人员”，要登记技术人员去台湾；为“保存国防精华设备不致流失”，要迁重要设备去昆明等。1949年三四月间，又发现21厂生产需要的材料短缺，若不及时解决，步枪、迫击炮及炮弹就会停产。停产就意味着全体职工没了生活保障。

　　我们既不能公开反对，又不能去执行。怎么办？我们决定先是力争保护工厂的完整，再逐步把厂交给人民。“烧文件”不能不烧，又不能真烧，两者都有罪，于是就想办法假烧以迷惑他们，这其中有较大的风险，我们决定烧废纸、不要的旧单据、旧表格纸等，并口头告诫各单位负责人，谁烧了重要文件、档案、单据由谁负责，烧的时候由各单位负责人检查，要万无一失！登记技术人员去台湾，不办不行，还要故意造点声势，公开登记，但暗中则告诉技术人员不要登记，也不必表态。至于搬迁重要设备去昆明，就更难办了，有大员来重庆坐镇，还派了一个专人来参加筹备工作，并指定我为主持者。开始时彼此不了解，双方的话都不多，我表示困难很大，他也说不好办。后来双方达成协议，认为军令不可违，只能加大困难条件，迫使搬迁计划难以实现。在我们的行动下，国民党的计划真地告吹了。

　　随着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兵工厂的领导机关已不在重庆，虽然设了个兵工署驻渝办事处，但办不了什么事，等于虚设。留在重庆的十几个工厂群龙无首，各厂各自做自己的打算，谁也不敢透露真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一个厂长谈论走的问题。不谈走，就有可能偷着走，或是不走。不走自然就要设法保住自己的厂。在互相暗示中，我发现20厂的王铨，24厂的杨毓芳，10厂的周有迁，50厂的李式伯，不走的可能性较大，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出任厂长时间不久，于是我把他们列入联络的对象。但交谈的结果，大家怕走漏风声，都不敢太公开谈心里的话，最后决定各自护厂。我们厂内也一样不能公开说欢迎谁，不能公开议论如何护厂，只能说要保护工厂安全，因此护厂工作如何开展很费周折。

　　对护厂我首先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收藏贵重仪器设备，二是疏散危险品出厂区。护厂的重点首先是精密设备、贵重仪器、电站、文件档案资料以及危险品的疏散。重中之重是工具厂，那里的光学仪器，测试仪器及精密设备等高精尖东西是全国少有的，必须设法保护。我先与葛庭芝密谈多次，认为高精尖设备只是几件，也是可以拆下来的。于是把工具厂所有高精设备做了一番察看，并计算出那些机件总计要占多大地方，据此寻找它的安放地藏起来。我们发现工具厂厂地原来是铸造厂，留下几座废弃的回火炉。对炉内测量察看后，认为稍加整理即可利用。于是葛庭芝带着几个可靠的工人，就干了起来，把要藏的东西都放进去，又用旧砖把炉口封死，外面又堆了些杂弃物，而且还有防水设施。第二个要藏的要物是热处理所测硬仪器及标准硬块。这些虽非绝物，但若失之，会搞乱生产秩序，影响产品质量。此事由吴世泽负责做了安置。

　　第三个要保护的是发电厂。21厂的电有两个电源，重庆市电和本厂电。本厂有两个电厂，一个在刘家台山洞里；一个新建的在厂区(当时尚未建成)。在山洞的电厂，其锅炉与发电机又分装在各自的山洞，两洞之间有个小小通道。我与周治同对电厂作了多次考察和研究，认为电厂不能停电。于是决定先把锅炉与发电机之间通道堵死，再把发电机的大洞口用铁板焊成小门，平时只走小门。危机时，把小门也焊死，敌特进不去，两三天不成问题。至于锅炉洞需要随时进煤，又时时要给大炉子加煤，不能没人。但也可将大铁门焊小点，必要时也可短时封死，这些安排都照办了。新建电厂，厂房已建起来，发电机安装大半，锅炉尚未安装。于是决定已安装上的重要器件能拆的拆下来，与其他未安装的要件，能进地道的都藏在地道里，但是厂房内，还要造点声势，不能停下毫无声音，引起怀疑。从1949年4月开始，国民党对工厂的经费就不能准时发放，全厂职工加家属约3万人，倘若经费中断，职工及家属的生活必将受到威胁，这也是我这厂长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使大家能有饭吃，我计划着收购粮食、食油和燃料，把能筹划出的钱都用于这方面。到1949年10月前后，我们已积存可供4万人吃5年的粮食(当时也把刘家台，陈家馆两个居民区的老百姓计算在内。到紧急时期真闹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同时解决厂区内外居民吃饭问题，我们职工及家属也不会生活得安静)。这事主要由宋克谟、封祝、李叙戊等人办理。因为当时工厂用的粮食都是按月定量配给的，每月用粮较多，成批购粮，也未引起外人注意。李叙戊是收管粮食的，不知真情，他有时问我存如此多的粮食干什么，我只说物价飞涨，存粮食是最可靠的保值办法，到了重庆解放后，我才告诉他原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南京解放，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南京、北平都成了解放区，在那里的人们惦记着重庆蒋管区的人，我的哥哥俞镜寰在南京托他的好友金允良带给我一封信，李承干从北平寄给我一封信，内容都是介绍南京和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的哥哥仍继续留任审计部协审工作，李承干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金允良还口头讲述了南京解放时的经过，使我护厂的决心更大。金允良是什么身份，他来重庆目的何在，我不清楚，也不必过问，就以哥哥的好友相待，和他研究护厂的注意事项，他也提出了一些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