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和练兵运动，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基本实践活动。我军一贯重视军事训练和练兵运动，始终将其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战争年代有抗战后期的大练兵、解放战争初期的练兵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有50年代的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60年代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和大比武、70年代的野营拉练和“三打三防”、新时期的练兵高潮与军事训练改革、世纪之交的科技大练兵、新世纪新阶段的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的军事训练等。这些练兵运动，都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全面建设，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提高部队现代条件下作战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后期的大练兵

　　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全面反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全军性的大规模整训。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将来的大发展与大反攻准备条件。《指示》规定：军事整训，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实行群众性的练兵方法。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的学习，以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10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进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4个月内至少整训主力军60％、游击队30％和轮训全部民兵。

　　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0月起，先后进行了政治整训和大练兵运动。军事整训主要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各部队掀起以投弹、射击、刺杀和土工作业等技术练兵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在练兵中，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方法和开展竞赛活动，介绍典型经验，表彰练兵模范等方式，把群众性的练兵推向高潮。1944年9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召开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以表彰大练兵中的积极分子，推广他们的经验。贺龙司令员在开幕式上讲话，称赞练兵运动，不仅提高了军事技术，而且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队内部的上下关系，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9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延安的全体模范者学习代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军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在延安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到会欢迎代表，并相继发表讲话。开饭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还亲热地询问练兵和前方作战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延安召开的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表彰奖励了298名练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等。从此，召开英模大会，表彰先进典型的方法被推广到全军部队，从而推动了练兵运动的深入开展。八路军、新四军的军区、军分区，在整训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同时，对民兵和自卫军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整训。仅淮北军区1944年冬就组训民兵10万人，还建立健全了乡以上武装委员会，并开展争创民兵英雄活动。经过整训，人民自卫武装的军政素质明显提高，成为主力军的强大后备军和配合主力军举行反攻作战的重要力量。

　　经过这次练兵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水平，培养了干部练兵、带兵、养兵、用兵的能力，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初期的练兵运动

　　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把军队练兵规定为1946年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之一。全军各部队普遍开展“春季练兵”、“百日练兵”等活动。随着时局的发展，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要求“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中共中央在另一则指示中又强调：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各战略区遵照这些指示，组织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广泛开展了练兵运动。军事训练方面，以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形式，着重进行投弹、射击、刺杀、埋雷及近战、夜战等技术与战术训练。各战略区还努力办好军政干部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过练兵运动，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政治觉悟、技术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尔后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十年代进行的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

　　为掌握新装备和新战术，学会现代条件下作战，贯彻毛泽东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1953年1月9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总参谋部下达了1953年下半年度军事训练计划，要求全军从1953年下半年转入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主的训练，这是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一个重大步骤。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合成战斗和协同动作，了解参谋、通信与后方勤务。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更明确提出：“要把正规训练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中心工作。”遵照军委和总部的指示，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陆续下达了相应的训练命令和指示，全军转入了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出现了全军性的训练热潮。1955年执行训练任务的步兵部队由1953年的31.7％上升到60.3％，空军部队由53％上升到71.4％。1957年陆军全训师达全军陆军师总数的77％。

　　在正规训练中，突出干部训练，着力提高干部现代作战的指挥能力。干部的训练除院校培养外，还经常搞教学法集训、首长机关司令部演习和诸军兵种合同实兵战术演习等。1954年春夏之交，军委在北京组织在职高级干部第一次战役法短期集训班，参加集训的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领导干部等共200余人。通过这次集训，许多领导干部增加了学习现代战争的兴趣，增强了学习军事科学的信心。此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普遍组织了指挥员的战役法集训。为了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1955年11月，由叶剑英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陆、海、空军参加的方面军抗登陆演习。这次演习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诸军兵种实兵合成演习，是50年代人民解放军训练高潮的重要标志。1956年后，总部每年都要组织有诸军兵种参加的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训练提高部队的现代作战能力。1959年5月，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南京军区在杭州湾穿山半岛地区组织了加强步兵师渡海登陆对筑垒地域之敌进攻实兵实弹示范性演习。除陆军外，海军、空军派出部分部队参加演习。这些集训和演习，有力地提高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组织指挥现代作战的能力，展示出部队经过训练后的良好素质。

　　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年的正规训练，建立了正规的秩序，熟练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掌握了与新装备相适应的战术，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战斗力有明显提高。

　　六十年代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和大比武

　　50年代末期，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伤害了一批抓训练的干部，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训练积极性，全军教育训练受到极大影响。

　　1959年底，依据“以我为主”思想，中央军委提出了四条军事训练方针：（1）全军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2）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3）研究原子弹、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4）军以上干部选读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接着，又提出了“少而精”、“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1960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和训练工作。1960年，叶剑英在《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中，总结前几年军事训练的经验，提出：全军军事训练应注意四个问题，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反复练、经常练、勤学苦练，特别要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练；掌握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海军在岸苦练、出海精练；空军在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一切技术训练都是为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一切战术训练都是为了“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

　　这一时期，由于军事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军队的战备工作。1962年，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据此，各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狠抓基础训练，突出技术训练。驻边、海防和准备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结合战区特点和作战急需，进行紧急战备情况下的适应性训练，如渡海登陆训练、特种地形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有条件的部队还响应毛泽东“部队要学游泳”的号召，开展游泳及武装泅渡训练。可以说，60年代严峻的战备形势，增强了各级抓好军事训练的紧迫感和针对性。

　　在全军军事训练重新起步的形势下，各级领导机关为了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深入基层，言传身教，发扬传统练兵方法，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促进了军事训练的开展。特别是“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和大力推广，将全军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

　　1961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在某团2连蹲点抓训练时，发现该连副连长郭兴福在进行小组战术教学中，吸取了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的优点，教得很活，他便组织工作组对郭兴福进行指导和培养，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郭兴福教学法。同年，总参谋部在《军训通讯》上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全军推荐了他的教学方法。1962年11月，南京军区首先在全区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接着，郭兴福教学法在广州、武汉、沈阳军区表演了数十场，受到普遍好评。

　　1963年底，叶剑英在镇江观看了总参组织的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后，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指出：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传统练兵方法，把每个战士练得像小老虎一样。他建议在全军推广。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并肯定地说：“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月25日至3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了推广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议。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结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联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指导连队基础训练。南京会议后，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迅速开展了创造郭兴福式教练员活动，一个深入广泛的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全军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全军各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形势下，为了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4月，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成立，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比武大会若干问题规定》，明确了比武的目的、规模、内容、项目、评选原则和奖励办法等。各部队分别组织了比武和军事汇报表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比武和汇报表演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6月15日和16日，北京、济南等军区代表队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等作了汇报表演。与会领导对汇报的科目及官兵高超的技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毛泽东观看汇报表演时指示：“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周恩来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还多次观看了其他部队的军事表演，对大比武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勉励，给全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全军大练兵活动。

　　在这次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各军兵种部队、机关结合专业技术和业务特点，培养自己的尖子、典型；把大比武同开展创“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抓尖子，带动部队整体素质的提高。7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比武基本结束。7月16日至8月23日，全军分18个比武区进行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参加比武的有部队和民兵共1.37万人，参观见学的干部近10万人。比武中，获集体一等奖的单位1212个，获个人一等奖的有2257人，其中各军、兵种一等集体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人。大比武活动，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通过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也带动了其他工作。在练兵活动中，各级领导深入基层，同战士实行“五同”，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培养和树立典型，密切了官兵关系；大比武活动的开展，规范了部队的训练、工作和生活制度，促进了条令条例的落实，使部队涌现出一大批懂训练、会管理、会做思想工作的优秀基层干部，推动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但是，“比武”活动刚刚兴起不久，林彪就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部队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破坏。

    七十年代的野营拉练和“三打三防”训练

　　“文化大革命”中军事训练受到冲击，部队军事素质下降，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1969年苏联军队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面对苏联陈兵百万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有发动大战的危险。他要求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注重战争，准备打仗。

　　全军各部队相继召开战备训练会议，掀起为“准备打仗”而练兵的热潮。

　　1969年十一二月间，沈阳军区某师将部队拉出营房，进行“千里野营”。与此同时，新疆军区、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也拉出营房进行拉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3个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报告上，挥笔批示：这样训练好。11月24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2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还严肃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北京卫戍区的报告。

　　全军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从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迅速掀起了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主要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和施工、基建、生产任务的部队以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也根据自己的情况组织了拉练。

　　野营拉练中，广大指战员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战环境，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同时采取走训与驻训相结合的做法进行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演练突破、迂回、包围、追击、防御、反冲击等攻防作战战术，演练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袭等战术技术。海军组织了海上拉练，锻炼海上作战和生活能力。空军组织了转场训练，锻炼部队机动能力。

　　野营拉练训练，培养了部队指战员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

　　1972年4月19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指示》指出：办好教导队，教育好干部，提高他们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是整顿好建设好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军备战的迫切需要。要求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有实战经验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进行传、帮、带。一个大办教导队的热潮在全军兴起。军、师、团及战争年代过来的领导亲自任教，讲传统、讲战例，学技术、练战术，学习组织训练的教学法。至1973年底，全军有1.9万余名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60％以上的军长、师长和政治委员任教导队的连、排长。教导队一般三至四个月，经过这种短训，干部的军政素质提高很快，80％的干部达到了会讲、会做、会教，能组织本级训练，能指挥本级作战的“三会两能”要求。到1973年底，全军共轮训干部31万多人。1974年底，全军军、师教导队又轮训基层干部50余万人，使全军干部的军事素质明显提高，初步扭转了干部缺乏训练的状况。

　　为了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全军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1972年下半年，全军举办了反坦克训练班。其后，又有9个军区举办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坦克集训，培养大批训练骨干和示范分队。1973年，北京、济南、武汉、南京、广州5个军区组织的6次较大规模的演习，都突出了打坦克内容。全军打坦克训练，从单兵打坦克到小组打坦克，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坦克技术、战术。在全军打坦克训练全面展开，形成群众性练兵运动后，各部队相继组织了打敌集群坦克训练，把“三打”训练推向了高潮。

　　新时期的练兵热潮和训练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重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强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靠教育训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事关军队建设和战争全局的战略位置上来。同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为主任，随后各军区、各军兵种也先后成立了教育训练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训练和院校训练的领导。这一年，全军的军事训练大有起色。全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代职，帮助连队搞训练。其中海军师以上领导干部随舰艇出海，同基层干部战士一起习武练打；空军航空兵许多师职飞行干部亲自任教，带头飞行。一些大军区组织师以上干部集训，大多数部队组织了团以下干部集训，参加集训的干部达10多万人。

　　1978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决定》指出，军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就是要靠教育训练来提高部队战斗力。《决定》对部队的教育训练的指导思想、军事训练的内容、干部在职训练，开展群众练兵运动、加强对教育训练的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6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重新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这一年，陆军各兵种狠抓技术和战术基础训练，开展“一专多能”和“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海军部队恢复和完善训练法规，按训练大纲严把质量关，加强对舰艇长和专业干部集训。空军航空兵部队主要演练高难度科目，空中攻击考核成绩达到优秀水平。1979年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军事训练工作逐步深入，形成了新的高潮。

　　1981年，全军共进行团以上首长司令部演习和师、团实兵战术演习达1000多次。同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组织实施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防御战役实兵演习——华北演习。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检阅，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大推动了全军军事训练的开展。

　　1983年11月19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召开了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总结几年来全军教育训练改革的经验，着重研究了如何把教育训练改革引向深入的问题。军委领导在会议上讲话指出，军事训练正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抓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抓干部；二是从打步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是从抓单一兵种训练转移到重点抓合同训练。会后，全军各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军事训练改革。从1984年至1986年，围绕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这个中心问题，在陆军范围内有步骤地进行了单兵训练、分队训练、协同战役战术训练三个层次的改革。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的训练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次练兵高潮，不仅表现在群众性生机勃勃的练兵热潮上，而且还进行了军事训练的全面改革，通过改革促进了军事训练质量的提高。

　　　世纪之交的科技大练兵

　　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拉开了高技术战争的序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军事高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在军事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强国军队的训练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敏锐认识到，飞速发展的现代高技术已向我军提出严峻挑战，现代战争正成为高技术战争。要研究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

　　1993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新的战略决策，把未来军事准备斗争的立足点转到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上来。这一方针的确立，从总体上、根本上为新时期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

　　1995年，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中央军委适时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实行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把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增长点放在提高军队人员高科技素质和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上。

　　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科技强军战略的指引下，科技练兵的高潮在全军掀起。从1993年起，总部有计划、分步骤连续4年组织了全军性大规模的专题军事训练活动：1993年启动训练内容改革，重点开展城市作战、登岛作战、山地作战和空降作战“四种纲目”训练；1994年重点开展高技术条件下整师整团的夜战训练；1995年重点研究创新合同作战的有效战法；1996年重点研究对抗训练方法，并大力开展模拟训练。

　　1996年7月7日，全军举办训练改革现场观摩交流活动。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参观了训练模拟器材成果展览。全军4年的训练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建立了以新一代训练大纲为标志的训练内容体系，以新的条令为标志的战法体系，以新的训练指导法为标志的训法体系，以新的训练法规为标志的正规化管理体系，并探索了以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型训练形式。

　　1998年秋，总参谋部在辽宁辽阳举办了科技练兵的集训。江泽民看了总参谋部“辽阳集训”的报告后，批转全军。一个群众性的科技练兵活动在全军迅速掀起。江泽民亲自深入部队指导，指出：“抓训练的关键是要落实科技练兵”，“这是适应当今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提高官兵现代军事技术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件大事必须切实抓紧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