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培训“国际特工” 密战齐齐哈尔》在人民网党史频道发表后，在读者中有反响，主要是对于张永兴、张克兴是否叛变仍有不同的意见。现根据本人收集的资料对这个问题叙述如下。

　　1937年1月5日下午4点，张永兴、张克兴兄弟与其它涉案的6名中国人被日本宪兵队枪杀于齐齐哈尔市北郊的白塔附近。1948年春天，齐齐哈尔中共党组织找到了张永兴、张克兴两兄弟的遗骨，把他们迁移到刚刚建成的西满烈士陵园，与张永兴、张克兴一起迁入西满烈士陵园的还有在齐齐哈尔牺牲的王复生、金剑啸等15名抗日烈士。张永兴、张克兴“谍报双雄”载入齐齐哈尔历史的丰碑和西满英雄谱中。

　　认为张永兴、张克兴兄弟为“叛徒”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一日本侵华老兵写的书

　　1987年3月，一位叫土屋芳雄的日本老兵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一个宪兵的回忆》。其实1984年，土屋芳雄的《一个宪兵的回忆》就在《朝日新闻》山形县版上连载。1987年12月，这本书由担任过公安部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金源翻译成中文以《我的忏悔》为书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我的忏悔》一书作者土屋芳雄是参与抓捕张永兴兄弟的日本宪兵之一。土屋芳雄，1933年考入日本宪兵队，历任上等兵、伍长、军曹、曹长等，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联服了5年劳役后，他和969名日本战犯一道，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的牢狱改造生活。1956年，他被宽大释放回国。随即参加了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开始从事反战工作。

　　《我的忏悔》一书译者金源出生在韩国，成长在中国齐齐哈尔，曾在齐齐哈尔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习。1946年3月12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任嫩江军区警备二旅侦察员。1946年4月26日，齐齐哈尔市解放后调到嫩江省公安处侦察科任侦察员，后在齐齐哈尔公安局先后任侦察员、股长。 1949年10月在东北公安干校学习。1950年6月调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历任管教科员、任副科长、科长、副所长，1960年3月调任辽宁省公安厅八处副处长。1964年10月调回抚顺战犯管理所。1985年5月至1990年7月，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党委书记。

　　《我的忏悔》一书作者土屋芳雄和该书译者金源很熟悉。据该书中的说法，张氏兄弟先后都叛变了。首先是弟弟张克兴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他哥哥张永兴的藏身之地，然后张永兴在敌人的软化政策之下，投靠了日本人，供出了组织的全部情况。书中这样写道：我把张的弟弟五花大绑捆上之后，带到北门警察所，并立即和宪兵队取得联系，一到宪兵队照例是施用水刑，企图逼他交代张永兴的下落及间谍网的情况，来个一网打尽。通宵反复用刑，直到早晨6点钟张的弟弟脸色苍白，已奄奄一息，最后说了救救命吧，为了让哥哥逃跑我去报的信，哥哥乘今早7点的火车去哈尔滨了。在该书中不但有弟弟张克兴供出哥哥张永兴，并亲自带领日本宪兵逮捕了张永兴的情节，甚至还有张永兴主动投靠了日本人的详细描述。该书中说对张永兴照例先用水刑，但是几个小时下来，所有刑具都用遍了，张永兴却哼也不哼一声，好像他已决心一死，于是在我的提议下改变手法，进行软化工作。首先我们把张永兴的妻子和孩子抓来，并对张永兴的妻子说你若同我们合作肯定能救出你丈夫，然后把他假释回家，可怜的5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一看到离别好久的爸爸回来，马上扑到爸爸怀里撒欢，这样过了5天，张永兴对我们说父子情谊胜于一切，我决定投靠你们。按照土屋芳雄的叙述，张永兴兄弟最终都投靠了日本人。土屋芳雄由于逮捕、审讯张永兴兄弟有功，还受到了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的特别嘉奖。

　　面对张永兴、张克兴为“叛徒”一说，张永兴、张克兴的后人表示震惊和气愤

　　张永兴牺牲11年后，张永兴的入党介绍人王兴让去齐齐哈尔出差，王兴让得知张永兴牺牲的消息后，亲自把烈士遗孤接到家中抚养。王兴让，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兴让先后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第二商业部副部长等职。1932年，张永兴结识了在北平西郊区委任共青团书记的王兴让，王兴让介绍张永兴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经王兴让等人的同意，张永兴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日本老兵土屋芳雄，面对这样一本书，最让张永兴的子女无法接受的是，书的前言中译者的一段话，该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和他个人所犯下的严重罪恶事实，是一部有说服力的史料。为此，张永兴的子女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他的女儿张阿丽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在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以个人的名义给书的译者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时任公安部警官大学党委书记金源写了一封信。不久，金源去日本开会找到土屋芳雄，把张永兴子女提出的质疑和他们的愤怒告诉了他，土屋芳雄并不承认书中的情节有误，他认为，“我是当事人你们又不在场，是无法争辩的，我说的就是历史。”

　　可是，长眠在齐齐哈尔烈士陵园里的张永兴兄弟早被中共党组织以“一门两烈、谍报双雄”载入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史的丰碑和西满英雄谱中。按照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规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共党员就不再和本国党组织保持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张永兴从参加秘密工作开始直到牺牲，特别是狱中表现在中共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记录。

　　为弄清实事真相，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开展了调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民政局各组成一个小组走访调查相关人员。当年供出情报组织的全部情况，直接导致张永兴等人被捕的叛徒叫蔡文赋，化名蔡秀林。张永兴等8人被枪杀后，蔡秀林被日军释放。新中国成立后，叛徒蔡文斌被人民政府逮捕，海城县人民法院对他出卖张永兴等情报人员的罪行进行了审理。在齐齐哈尔档案馆，调查组查到了这样一份判决书——海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58)刑字第178号。

　　在调查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来到了齐齐哈尔，这个人正是张永兴的南开同学、当年发展张永兴进入谍报组织的刘进中。刘进中 ，又名张放、方文。1932年，刘进中与同班同学张永兴会面，帮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著名的“红色特工”。他1949年任北平公安局秘书长，负责毛主席进城时的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刘进中曾任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顾问等职。刘进中向调查组提供的情况是，除了他以外，与张永兴单线联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放，另一个是闻汉章。他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刘进中介绍说，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和自己的下线，除此以外，其他的人，哪怕天天见面也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这可以说是“特工”工作人员的一条“铁的纪律”。当时张永兴是情报组的负责人，他所了解而别人不知道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和他一起从苏联回国来的闻汉章，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上线张放。张放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回到中共党内，在我党领导下，他继续在秘密战线上工作。张永兴没有供出来他的领导人张放（即刘进中），以及他在情报站的另一共同的负责人闻汉章，闻汉章在情报站被破获之后至今就下落不明，到现在我们没有查找到闻汉章的下落。

    齐齐哈尔的党史专家还在吉林省档案馆查阅了日本关东军档案。一份关宪高第1154号文件，是当年日本宪兵队报告给东条英机有关张惠民（张永兴的化名）谍报案的详细审讯记录，在这份长达17页的报告中，记载了张永兴及其兄弟张克兴的狱中表现和全部口供，日本投降时，仓皇出逃的日本宪兵，没有来得及销毁这份关东军的机密档案，后被吉林档案馆整理并收藏。档案资料记载，张永兴、张克兴哥俩表现非常顽强，敌人极力使用残暴手段进行开训，但张永兴等人坚持不供。经过以上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当时与张永兴烈士直接联系的两位联络人分别是闻汉章和张放。闻汉章与张永兴同为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负责人。

　　张放是张永兴烈士的上线。在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中，这两个人只有张永兴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闻汉章下落不明，没有被捕记录。张放则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党工作着。这两个人都没有被捕，也就说，张永兴没有出卖组织，他没有供出这两个人。

　　2.有当时出卖张永兴及所有情报人员的叛徒蔡文斌佐证，张永兴及其胞弟没有叛变。蔡文斌后被日本人释放。如果张永兴叛变，他有可能不会被日本人处决。因为他是国际情报组织掌握核心机密的高级情报人员

　　3.关东军秘密档案，关宪高第1154号文件，是当年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报告给东条英机有关张惠民谍报案的详细审讯记录，在这份长达17页的报告中，记载了张永兴及其兄弟张克兴的狱中表现和全部口供。在该材料中记述了张永兴兄弟在狱中的表现，没有叛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