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我党90年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70年前，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皖南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部队包围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失散或壮烈牺牲。叶挺军长在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70年过去了，“皖南事变”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记述和研究“皖南事变”的文献和著作也已很多很多，但是至今仍有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其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新四军被俘将士（个别叛变者除外）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问题，尤为值得思考。因为“皖南事变”给幸存的被俘人员造成的创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未能抚平，甚至使他们有人生灾难如影相随之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幸存的新四军被俘将士回到革命队伍后，有相当一些同志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例如，新四军干部秦烽，被俘后化名秦夫烽，在狱中参加了秘密党支部。在赤石大屠杀75人中，他之所以成为唯一的生还者，是因为特务宪兵的子弹未击中其要害，他苏醒后才逃脱了死亡魔窟，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武夷山打游击，后又遭劫难，分散突围后回到上海。1947年重新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被安排在上海一家工厂。但是，由于他历史上的被俘经历，使他在每次政治运动都遭到怀疑。“其他人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这样的质问使他极为痛苦。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被俘被视为人生的“污点”，被俘者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一概诬为“叛徒”而招致残酷迫害。还有不少幸存的被俘新四军干部在集中营中不屈的抗争行为，在“文革”中竟然成为罪状而被罢官、批斗……“皖南事变”的阴霾长期笼罩在那些被俘的新四军老战士心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特别是对因“皖南事变”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老同志平反昭雪，才使他们真正从噩梦阴影中走了出来。

　　从人类历史来看，“战俘”是战争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双方多是把俘虏作为奴役的工具分给有功的“将领”，剥夺其作人的一切权利。历史发展到近代文明社会以来，对待“战俘”的观念和做法也在改变，“战俘”作为人，其权利和尊严逐步得到了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俘观的变化也体现和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程度。我党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俘虏”问题就制定了一些合理的政策，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不虐待俘虏”，不搜腰包，发放路费，遣散回家等措施。这些俘虏政策，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到国共双方决战的1947年前后，许多国民党兵被捉后几乎立刻掉转枪口，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但是，我军历史上也有过对被俘人员的“左”的观点和“左”的做法。幸存下来的那些新四军被俘将士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的历史对待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也警示我们：应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军历史上、共和国历史上的那些被俘人员，抛弃过去那种把被俘者（叛变者除外）一概诬为“叛徒”的极左观念，树立正确的战俘观。特别是对那些忠于党和革命事业的被俘人员，应给予公平、公正的历史评价，他们的革命气节和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功绩不应被埋没，更不能抹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