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4月29日电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撰写的《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本书作者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他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在总理夫妇身边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解放区消灭掉。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和党中央所在地，从2月份开始，就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壁清野，有计划地进行战略转移。

　　党中央机关组织分批转移，其中机关家属及子女组成一个小分队，由邓颖超大姐和康克清大姐负责。这支小分队共有老弱小30多人，其中有先行渡过黄河的毛泽东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有刘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涛涛和丁丁，有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和孩子任远远，还有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和孩子、王若飞同志的夫人李佩芝和孩子、王明的夫人和孩子，再就是几位老同志。转移路线是先东渡黄河，到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然后根据情况再定行止。由于这支老弱小小分队是邓大姐带队，周恩来副主席让我跟随邓大姐先转移，并叮嘱我一定要帮助邓大姐完成好这次转移任务。

　　离开枣园后沟前，周副主席来同邓大姐告别，又特地嘱咐我说：“大姐身体不好，你要多帮助她。”少奇同志也拉着邓大姐的手说：“路上多保重，我那两个孩子涛涛和丁丁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路平安!”当时邓大姐正患心脏病，而且病情较严重，脸和腿浮肿得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当时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四面封锁，条件非常艰苦，医疗条件更差，根本无药可用。尽管如此，邓大姐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党中央的委托，担负起了领导这支小分队转移的重任。

　　3月13日傍晚，我们从延安枣园后沟乘吉普车出发，当晚到达延安以东50里外的集结地——永平镇。在永平镇停了两天多，邓大姐和康大姐把小分队组织好以后，3月16日下午3点钟过后，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开始上路，向黄河岸边进发。之所以在这个时间上路，是因为国民党飞机在每天下午3点以前飞往陕甘宁边区，到处寻找目标狂轰乱炸，3点以后就不再来了。

　　邓大姐率队撤离延安待大家上车坐好后，邓大姐作了一个简短的动员。她说：“我和康大姐受党中央的委托，负责带领大家先东渡黄河，然后再定行止。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我们这次行军不同寻常，是战时的行军。为了躲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在每天下午3点以后和晚上走，这对于我们这些老弱妇女和孩子来说，定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希望大家严格要求自己，互爱互敬，互相帮助，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战胜困难，顺利到达党中央给我们指定和安排的地点。”

　　小分队出发后，头一天就出师不利，晚上九十点钟，卡车开过一条小河时，后轮掉进了冰窟窿，不管怎么加大马力，汽车哼哼着后轮就是拖不上来。这天夜晚天黑地冻，伸手不见五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手电筒，大家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邓大姐下车问明情况后，命令我：“小成，你快去附近找找老乡，请他们带上工具来帮我们把车弄上来。”这支小分队只有我一个带枪的男青年，也只有我最适合去执行这一任务。我顺着山沟右边的小路，小跑着走去，边走边呼唤老乡。走了大约半小时，也没呼唤到一个老乡。我急中生智，当即掏出随身带的驳壳枪朝天开了两枪，目的是想用枪声引起狗叫声，这样我就可以顺着狗叫声找着村子、找到老乡。不成想，打了两枪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见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荒野，一户人家也没有。照这样下去只能是白走。怎么办?无奈之下，我只好原路返回，再想别的办法。

　　我摸着黑一溜儿小跑回到原来的小河边，发现卡车已经从冰窟窿里开出来了，正停在那里等我，我不禁又惊又喜。一问，才知道我走后朱德总司令正好路过这里，是朱总司令他们的汽车把卡车拉出来的。邓大姐见我跑得气喘吁吁，当即招呼我：“小成，你回来了，快上车。”我上车后，汽车哼哼两声开动起来，当夜我们到达了一个预定宿营的小村庄。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刚吃完早饭，敌人的飞机轰鸣着朝我们的小村庄飞来了。由于我们的卡车没有隐蔽好，被敌机发现了。敌机低空盘旋着，对卡车进行反复扫射。在这紧急时刻，邓大姐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命令我：“小成，你快去告诉大家，在窑洞里不要出来，以免暴露目标遭到敌机扫射，并告诉司机把卡车开远一些隐蔽起来。另外，你也出去找个隐蔽的地方，注意观察，看有没有人走出窑洞……”

　　幸亏这次来的敌机是侦察机，不是轰炸机，只是低空盘旋扫射了几次，没有扔炸弹就飞走了。村子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人员也无伤亡。卡车经司机检查，也只是被敌机机枪打穿了几个洞，机件并没坏，丝毫不影响行驶。

　　下午，我们按照预定行程到达了黄河岸边的西岸吴堡渡口，有两只木船已等在那里，待我们上船后就向东岸驶去。这里的黄河不同下游，夹杂泥沙的河水一片浑黄，激流滚滚，浪涛飞涌。面对浊浪滚滚的大河，我们乘坐的又是一只小小的木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免有些慌张，生怕有什么闪失，特别是那些孩子们，没见过这么大的河，更怕掉进水里。邓大姐看了看大家，镇定地向大家宣布：“请大家注意，第一，上船后要坐好，手把紧船，不得乱说乱动，要听从船头的指挥；第二，上下船大家要互相帮助，照顾好各自的孩子，不要让他们东窜西窜，更不要慌乱。”大家看到邓大姐那样镇定，立刻有了主心骨，慌乱的情绪都稳定了下来，互相搀扶着陆续上了船。

　　邓大姐把小分队分成两拨，第一拨由康大姐率领乘第一只船先行，第二拨由邓大姐率领乘坐另一只船。由于邓大姐组织得法，大家又都服从指挥，虽然黄河激流飞荡，浪花四溅，船只飘摇，大家还是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抵达了东岸的军渡渡口。在军渡迎接我们的有晋绥军区的陈副司令员、中央办公厅先遣组的范离副部长。过了黄河，大家心理上自然有了一种安全感，因为已经离开了激战的河西。

　　但是过了黄河新的麻烦又来了。第二天出发时，我们的交通工具由卡车改成了马和毛驴，一家一头。有人说，从来没骑过马和毛驴，孩子闹，大人也有意见，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未能启程。康大姐做工作根本不听，向邓大姐汇报后，邓大姐有些生气。她走到小分队集结处，压着火气对大家说：“我们这次行军，不同往常，有马和毛驴就已经不错了。毛主席他们正在同敌人作战，他们连这个条件也没有，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有的同志说，东西多一个毛驴不够用，那就请你把次要的、当前用不着的东西扔掉。如果舍不得扔那就背着走。还有的同志说没有骑过马不敢骑，那就请你牵着走。我们每家能有一匹马或一头毛驴就已经不错了，我也是一匹马嘛。我们不能再给地方上增添麻烦了。”邓大姐说过之后，大家停止了吵闹，小分队很快就出发了。

　　有一天晚上，小分队到达了另一预定宿营地。大家都按照事先分配的房子住下了，唯独严慰冰嫌房子又小又黑，不肯进去住。康大姐给她做工作也不听，她说的又是一口上海话，谁也听不懂。康大姐向邓大姐汇报后，邓大姐走到严慰冰的住处，严肃地对她说：慰冰同志，你想想毛主席和定一同志他们正在同敌人打仗，不管白天黑夜，风里来雨里去，就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呀。我们就在这里住几个小时，别人行，你就不行吗?说完邓大姐离开了。之后邓大姐又要我去查看。我到那里一看，严慰冰正往屋里搬东西呢。

　　经过几天艰难的行军，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到达兴县后，小分队中的大部分人都由中央先遣组作了安排。人员虽然减少了一部分，但除了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和保姆耿贵珍外，又增加了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和保姆李若同志。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第二个目的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在兴县，邓大姐、康大姐和少奇同志的两个孩子和保姆、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我们一起住在靠近防空洞的一个小院子里。因为兴县是晋绥军区所在地，也是敌机重点侦察和轰炸的目标之一。邓大姐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查看、询问孩子们的情况，还特别交待我说：“我们住的地方是军区，敌人的飞机常来侦察、扫射和轰炸，你要特别注意，听到警报声或防空电话通报，就赶紧招呼孩子们钻进防空洞，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军区领导对防空问题也很重视，指示电话总机和通讯员，一有空情首先要通知邓大姐。为了安全起见，还给耿贵珍、李若规定：不准带孩子远离驻地。

　　有一天上午，警报响得特别早。像往常一样，我通知两个保姆后，就跟邓大姐进了防空洞。我们刚进去，就听到了敌机的嗡嗡声，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炸弹就投在我们住的小院子里。邓大姐看了看大家，发现涛涛、丁丁和耿桂珍都没进来。他们是否有危险了?邓大姐急了，当即责问我：“你告诉耿桂珍带孩子进防空洞了没有?”我说：“告诉了。”邓大姐又说：“告诉了怎么还没进来?你快去把他们接来!”我也急了，立即冲出防空洞，穿过飞机炸弹刚刚炸起的烟尘，跑进耿桂珍和涛涛、丁丁的住房。涛涛和丁丁吓得号啕大哭，涛涛抱着阿姨的腿，耿桂珍也吓蒙了，抱着丁丁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一拉耿桂珍说：“还不快走?”耿桂珍这才清醒过来，她抱起不到一岁的丁丁，我抱起涛涛，穿过烟雾，向防空洞跑去。邓大姐一直在洞口望着，见我们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跟我们一起进了防空洞。经检查，三个人都还好没有伤着，只是丁丁仍然哇哇地哭个不停，小脸上满是灰尘，被眼泪冲得一道道的。邓大姐一面掏出手绢给她擦眼泪，一面哄他：“小宝宝，不哭，不哭。”由于敌机反复侦察，那天我们在防空洞里呆的时间最长，李讷累得都站不住了，就坐在保姆的腿上。

　　解除空袭警报后，我们出了防空洞，回到院子里一看，院子里炸了一个大坑，全院窑洞、平房窗户上的玻璃和窗户纸没有一块是完好的，全被震碎了，就是房子没倒。敌机轰炸这个院子的原因，估计可能是晒在院子里的小孩尿布暴露了目标。随后部队来了一个班的战士帮助打扫清理现场，糊窗户。军区陈副司令员把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吃了午饭，才又回到原住处。